宋朝乐伎的来源
《梦华录》中赵盼儿是乐籍从良，而且在介绍身世的时候，就说赵盼儿是获罪官员之女，被牵连才入的乐籍。宋引章虽然是江南第一琵琶手，但是还是身在乐籍，是乐伎，而且宋引章家里世代就是弹琵琶的乐籍，在古代乐籍这个身份是很难摆脱的，还会世袭，光是剧中就介绍了乐籍的两种来源，一种是获罪官员的女眷，一种是世袭的，那么宋朝乐伎的来源是什么？
宋朝乐伎来源
1.没官为乐伎
在前朝，乐伎来源于被连坐的犯人妻子。在北宋时期，官妓的来源之一来自被籍没的罪犯家属，南宋时因连坐没为官婢之法虽已逐渐革除，但女性因自身犯罪被而被籍为妓者却并不少见，因此，没女犯为妓仍是宋代官妓的主要来源之一。所谓“近代法之不善者”为：“宦官进子，宫无罪之人；良人女犯奸三人以上，理为杂户，断脊杖送妓乐司收管。”所谓理为杂户送妓乐司収管，即将犯罪的女性没为官妓。
《名公书判清明集》曰：“又法：诸犯奸，许从夫捕。又法：诸妻犯奸，愿与不愿听离，从夫意，第三人以上方为杂户，或原来无夫，或夫不愿合，无可归宿之人，官司难于区处，方可为此。未闻非夫入词，而断以奸罪，非夫愿离，而强之他从，殊与法意不合。”由此可知，良家女被没官为妓有两个前提：一、犯奸三人以上；二、无夫或夫不愿合。
2.乐伎养良人女
在古代虽然乐伎以从良出嫁为理想归宿，但在诸多限制之下，但大部分乐伎并不能得到理想的婚姻家庭，为自己的养老着想，一些有一定资产的乐伎往往在年长时选择做鸨母，即收养良家幼女，加以教养，以作为自己的摇钱树。有的女性自身为妓，为自己的生计着想，又将养于良家的女儿夺回，培养为乐伎。
大多数地方官并不会干预这类妓养良人女之事，可能一来在法律上难于取证界定；二来地方乐伎本就求大于供，无良官府甚至“勒令良民妇女拘入妓籍”，则官府乐见妓家养女为妓，以这些女孩祗应官府筵席，甚至系为官籍。
3.自己选择为乐伎
宋朝的确有一些良人女子是自择为妓的，她们或因贫不自存而被迫为妓。如《清尊录》载，苏媛先私奔后被抛弃，因无法生存而沦为乐伎：“女至广陵，资尽不能进，遂隶乐籍，易姓名为苏媛。”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使得传统的价值观有所改变，一部分人家固然因贫穷而卖女为妓，但确实有一部分人家是为求财而培养亲女为乐伎，形成所谓“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风气。
形成一个成熟的产业链，有提供幼女者，有培养者和中介、买家。当然，这些被悉心培养的女孩，与妓养略买女孩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父母在她们身上投入更多，甚至“百金求师教歌舞”，“爱护如捧璧擎珠”，有的也可能通过娼侩、牙嫂等中介，卖与士大夫或富贾之家为妾但也不乏“狼戾”者为获取更大利益而将女儿卖为官妓。
4.被拐卖、略买
宋朝一些女性则因被拐卖而为妓。拐卖妇女获利甚大，以致各地“多掠良人子，售为奴婢，远近相蒙。”如遇荒歉疾疫之时，人口买卖便更加猖獗，且“多是卖与求食人家，盖卖与良人家的钱少，卖与求食人得钱多。”所谓“求食人家”便指卖笑人家。
两宋之交的战乱也导致许多女性被拐卖为妓：“御史台言，访闻西北流寓之民乍到行在，往往不知巷陌，误失人口，其厢巡人不即收领送官，责问本家识认，致被外人用情诱藏在家，恐赫以言，或雇卖与人为奴婢，或折勒为娼者甚众。”
可见，这种拐卖人口的行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与拐卖类似的，还有假借雇婢为名的骗买。
甚至有的地痞流氓强买不支钱或契约到期仍不放归：“如宋念一之女荣孃、万八孃之女胜奴、兴奴之类，方其初买也，不支与钱，及其年满也，又不放出。”契约年满不放的恶行并不限于私人，由于官妓的供求不平衡，有时官府也会采取不法手段逼良为贱，其中也包括不遵守契约。
综上所述，宋代乐妓的来源仍大致与前朝相似，总体来说可分为籍没与买卖两大类。又可细分，如籍没可分为连坐系籍、犯罪没官与非法没官；买卖又可分为妓养良人女，自卖为妓和拐卖、略买为妓等。但亦有与前朝不同之处，南宋以后，连坐没籍之制不再实行，使籍没为妓的数量有所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宋代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买卖为妓的方式也产生变化，采取典卖、雇佣的方式较前更多，即买卖双方签订契约，在一定年限后或可赎回而非终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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