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为何还会对河朔藩镇继续用兵
仇士良再次干扰新君的废立，刘从谏就决心与仇士良撕破脸，准备随时要以安定朝局的正面形象拉起人马付诸行动。可刘从谏身体力不从心，到会昌三年（843）病重，他对妻子裴氏感慨：“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诸道皆不我与。我死，它人主此军，则吾家无炊火矣！”担心之前对朝中宦官已经表明敌对态度，自己死后对方的势力仍然很大，昭义镇自然会被找借口消灭。
刘从谏与幕僚张谷、陈扬庭商议，打算效法河北诸镇，以侄儿刘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族子刘匡周（属于血脉关系相对疏远的子侄）为中军兵马使，孔目王协为押牙亲事兵马使，家奴李士贵为使宅十将兵马使，亲信刘守义、刘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别统辖亲兵，企图保住这一方地盘。刘从谏当时的年纪并不大，死时才四十一岁。
刘稹上书朝廷：“亡父刘从谏为李训雪冤，言仇士良罪恶，由此为权幸所疾。臣父潜怀异志，臣所以不敢举族归朝。乞陛下稍垂宽察，活臣一方！”武宗和李德裕都知道刘稹意图转移视线，虽然仇士良有各种罪过不假，可已经被武宗和李德裕借藩镇动荡巧妙逼退二线。仇士良退休后很不甘心，郁闷卒于家中，毕竟他不同于王守澄的结局，算是平安终老，并未受到伤害，死时六十二岁。
很多今天的文章渲染这个仇士良，称其跋扈二十多年，实际非常夸大。仇士良的地位总体不如王守澄，他是唐文宗扶持郑注、李训期间，靠分化王守澄的神策军上位，得意就在文宗后期到武宗初期，总共十年左右。虽然仇士良出道很早，在宪宗年间就受一定重用，穆宗、敬宗时担任五坊使，当时只有一些声势，不过要文宗时期掌握神策军才真正具备嚣张的资本。
刘稹坚持刘从谏的主张，希望昭义镇与河朔三镇一样可以世袭，武宗和李德裕认定必须打掉昭义镇这个出头鸟，然后才能解决三镇，否则又将重现德宗建中年间四镇风波的糟糕一幕。此时，论基础恐怕还不如德宗时期，当年的朝廷还能有朔方军可用，而眼前神策军虽然人多，且不说战斗力如何，实际未必那么听指挥。
李德裕的计划仍然是分化孤立，遣使向河朔三镇表明，他们与昭义镇是坚决不同待遇，世袭传承只有三镇是特例。昭义镇以此胁迫朝廷就不合规矩，想破坏朝廷给三镇的特殊优待，让他们表明立场。
朝廷官军力量实际疲软，幸运的是武宗初年有一点神灵护佑的意思。当时应付边疆回鹘有一次重大胜利，李德裕从边将中发现了石雄、王茂元等人才，为会昌年间的局面收拾奠定基础，否则就算李德裕是百年一遇的干才，也无法确保军事行动顺利，也就不会有会昌年间的整肃了。
回鹘方面在武宗登位前夕遭遇一次罕见的疾病和雪灾，损失人畜甚多。他们与北方边族黠戛斯（今天中亚吉尔吉斯，国内柯尔克孜族的祖先）发生摩擦。应该是想趁灾祸去掠夺资源，结果不敌，发生边疆历史上标志性的一幕——回鹘被打散，然后朝四方迁徙。
关于回鹘的迁徙，过去史学界基本倾向于主体部落西迁。只不过在大量西迁的人群中，到河西地区的应该较多，进入西域的较少，毕竟西域过于遥远（但是，回鹘的王室家族药葛罗氏的确进入了西域，在高昌西州安顿下来）。同时，最被忽略的是随黠戛斯北迁的也有一群回鹘人，属于俘虏或顺从的一群人。然后还有一批留下在原地，就是接着与唐朝反生摩擦的一部分回鹘。
黠戛斯首领向唐朝遣使，希望联合彻底解决回鹘。朝臣一度比较兴奋，甚至有人认为应该发兵深入西北收复安西、河西等地（就是追击西迁的回鹘），重设都护府等机构恢复贞观、开元的光荣大业。
唐武宗正值堂堂青年，又有一些志向，对这些说辞很激动，不过机遇归机遇，唐朝自身条件却不允许。假如武宗接过的是宪宗之后的社稷，或许凭借朝廷声威，藩镇有所整肃，还可能孤注一掷出动神策军达成这些设想，偏偏他接穆宗、敬宗、文宗几乎三代积累的烂摊子。
哪怕李德裕也一样非常渴望李唐中兴，对边疆策略也一贯强势，可他却极为冷静，劝谏武宗不能过于冲动。会昌元年时，南下的回鹘人马不在少数，逼近天德军与受降城（均在今内蒙古境内），还向唐朝提出借占城池安顿人马的无礼要求。
朝廷多番讨论，起初只拒绝借城，当然回鹘很不满意，双方就有一些摩擦。唐军奋起反击，回鹘受创严重，已不是唐军对手，被杀或投降的很多。有一些回鹘继续朝东转移，到达卢龙镇，节度使张仲武得朝廷旨意继续打击，也大获全胜，所以会昌初期对回鹘接连反击，起到提振唐军士气的作用，包括让李德裕发掘出一些将帅人才。
正因发现官军还可用，当昭义镇显露危机后，李德裕就建议唐武宗对刘稹进行打击，选中毫无背景的石雄与王茂元作主力。当时对回鹘的打击还在继续，如果对昭义镇同时用兵，很多朝臣害怕激化各地藩镇，纷纷进言反对，武宗听多了也有些担心。
李德裕又与多数人意见相左，他对武宗分析说：“稹所恃者河朔三镇。但得镇、魏不与之同，则稹无能为也。……苟两镇听命，不从旁沮桡官军，则稹必成擒矣！”武宗听了高兴地说：“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后悔。”于是命王元逵径取邢州，何弘敬直取鄜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李德裕统筹各路。
率先主打的王元逵就是之前害了田弘正的成德镇王庭凑之子。王庭凑一家是奚族大将王武俊的家仆，实际为回鹘人。王庭凑因不满魏博镇田氏入主成德镇，于穆宗长庆年间害了田弘正，后与沧景镇横海军李同捷等联合有反抗，失败后降服，死于文宗大和八年（834）。
部下拥立其子王元逵继任，娶绛王李悟之女寿安公主为妻，算是笼络。当时大诗人李商隐对此事不满，写有《寿安公主出降》一诗有所讥讽。实际王元逵为了重新巩固地位，对唐朝确实忠心卖力，文宗时期几乎年年献贡赋。武宗年间接到讨伐刘稹命令，立刻就整军出发，非常积极，立功也很突出。
当时晋绛行营李彦佐从徐州出发行动迟缓，李德裕立即上奏李彦佐顾望不前，及时改派石雄取代。石雄火速进击乌岭，连破五寨。王元逵趁势击败刘稹的救兵，立下战功，李德裕立即奏请武宗加授同平章事，表彰功劳，一方面对王元逵的忠心卖力进行肯定，一方面以此激励各路将士。
在讨伐泽潞昭义军过程中，李德裕善于听取意见，及时调整策略，比如他能听刘稹心腹、降将高文端的合围泽州、断绝固镇寨水道和招降鄜州守将王钊等建议，全都取得了成功。会昌三年（843）八月，邢、洺、磁三州先后投降，刘稹已经势孤力单。部将郭谊、王协合谋杀刘稹投降。李德裕认为刘稹本属年幼无知（如前所述，刘稹实际是刘从谏的弟弟刘从素所生，刘从谏死时才四十一岁，不论刘从素当时是否在世，刘稹的年纪顶多二十左右），昭义镇之所以敢对抗，郭谊等才是罪魁祸首。命石雄进入潞州，将等待朝廷封赏的郭谊、王协等押送京城治罪。
最后还有幽州局面的安定，就是对张仲武的提携和支持。张仲武在防御边境的战事中脱颖而出，李德裕认为其勇略出众，为人可靠，就启用他坐镇幽州。当地从武宗刚继位的会昌元年就接连发生变故，节度使接连在兵祸中被杀，十分动荡，张仲武本来只是藩镇军中一个普通将领。
张仲武坐镇地方的表现与过去被提拔起来的将领有很多不同，他主动前往京师请旨，这在各地藩镇节度使大多拥兵自重的情况下简直有天壤之别。
从个人角度说，张仲武属下兵将很少，凭他自己未必能够上位把幽州搞定，出于现实他采取以退为进；从大局角度说，张仲武是先得到武宗和李德裕信任支持，然后再对幽州进行处置，他的行动更有官方色彩，显出张仲武的确把对朝廷的忠心放在第一位。如果处置不顺利就算了，假如成功他就有较大的威望和话语权，于公于私对他都比较有利。
因此，张仲武在平定幽州方面表现出非常高明的本领，虽然朝廷当时并没有直接任命他为节度使，而以宗室末王领衔，但实际此人没有到幽州，完全是张仲武以节度副使加兰陵郡王的待遇成功上位，拥有处置权。
到会昌三年，之前提及张仲武对回鹘残余的战事更加奠定他的地位。唐军出动三万余人，最终斩获也有三万余人，其中回鹘王族贵人都擒获千余人，但末代汗王却成功逃脱。
史书记录战事的数字一般会有夸张，但唐军取得很大胜绩应该是靠谱的。张仲武的附带功绩是，这一战过后，唐朝再次对东北契丹、奚族获得比较成功控制。之前契丹、奚族和回鹘虽有矛盾，但总体回鹘兴盛，对契丹、奚族是更为笼络，唐朝与契丹、奚族在安史之后就很少直接接触。隔了百年时间，缺少回鹘从中掺和，这才又成为契丹、奚族的宗主，铸印章进行赏赐。张仲武获得唐武宗表彰，让李德裕写《纪圣功铭》作为纪念这一赫赫边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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