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会昌中兴的政治基础

大唐武宗一朝，最著名的就是大举灭佛的“会昌法难”。实际上，唐武宗在巩固皇权、强化相权的基础上，对问题重重的官僚体系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正是这些新政的实施，为晚唐历史上短暂而又灿烂的会昌中兴打下了坚定的政治基础。这些改革举措，至今依然在世界官僚体系治理的实践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一、除宦官，固皇权，为改革奠定权力基础

大唐到了武宗李炎一朝，他接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烂摊子哪?经过他的叔叔穆宗和两个哥哥敬宗文宗等三个前任废物皇帝的努力，终于把唐宪宗元和中兴积攒的家底输的只剩下了底裤。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更是生生的把自己变成了宦官的附庸，令出北司，皇帝、宰相等等只是个符号和传声筒而已。

开成五年文宗病重，在去世前，命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宰相杨嗣复、李珏奉太子监国。得到消息的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为了获得拥立新皇的功劳，以太子年幼多病难当重任为由，伪造遗诏，废太子为陈王，立他们认为“老实听话”的颍王李炎为皇太弟监国，被软禁的文宗无可奈何，大臣们更是无人敢提出异议。840年2月10日，年仅31岁的唐文宗，在郁郁寡欢中驾崩，李炎上位，是谓唐武宗。

方始登基的武宗，和几位前任不一样，作风干练，处事果断，善于抓住矛盾的实质。

《新唐书》记载：帝明断，虽士良有援立功，内实嫌之，阳示尊宠。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会昌二年，上尊号，士良宣言"宰相作赦书，减禁军缣粮刍菽"以摇怨，语两军曰："审有是，楼前可争。"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谕神策军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士乃怗然。士良惶惑不自安。

在继位之初，宦官仇士良趁其立足未稳，想削弱李德裕的宰相之权力，就利用宰相李德裕削减禁卫兵饷为借口，企图策动神策军造反借机罢免李德裕。武宗知道以后，本就有心削弱宦官权力的他，岂能让仇士良的诡计得逞，就给蠢蠢欲动的神策军发布谕旨：减薪的命令是朕下的，和宰相有什么关系？你们竟敢这样？别看武宗年轻，皇帝的气度和威严还是杠杠的在那里摆着，那些士兵们乖乖的的熄了火。

而始作俑者宦官头子仇士良则输了个结结实实，唐武宗就把他削为内侍监，知省事，名义上管理左右神策军，实际上就是个虚职，被架空了，仇士良自此处于惶惶不安中。会昌三年，眼见自己的势力与影响江河日下，仇士良不得不以老病为由提出退职，武宗见他有眼色，也就顺水推舟，解除了仇士良的军权让其回家养老，不久即病死。后来被人检举私藏武器，仇士良被追削官爵，籍没家产。

《新唐书》记载：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就是说，你们要让皇帝天天沉迷于吃喝玩乐、声色犬马之中，不理政事，不近读书人，你们就能够牢牢的抓住手中的权力。看看，这就是老太监教给其他宦官的心得体会，真是其心可诛啊。

仇士良的死，让武宗在不动声色中就削弱了把持三代皇帝朝政的宦官集团，把权力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重新确立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以后顺利施政打下了权力基础。他的哥哥文宗九泉之下，也应该安息了。

二、善知人，强相权，强化政治改革执行力

武宗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削去宦官的权力，和宰相李德裕密不可分。李德裕自宪宗起，历经四朝，几经起伏，是牛李党争的代表人物。

李德裕是唐宪宗朝宰相李吉甫的儿子，自幼胸怀大志，饱读经史，对治国理政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和做法。以门荫入仕，经官场历练后，政见与施政手腕都趋于成熟。武宗非常欣赏李德裕的政治理念和工作作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三观相合。即位后不久，即召被贬外放的李德裕入朝为相，协助其治理整顿山河破碎的大唐江山。

武宗对李德裕十分的信任，强化相权，对其鼎力支持，朝廷施政方略的执行力大大的加强，彻底改变了宦官把持朝政时期宰相仅是橡皮图章的地位。因为宰相和宦官的思路是不一样，宦官是为了专权，宰相就是为了理政，两者截然不同；李德裕虽然权力很大，但却很忠于武宗，武宗对其也是信任有加。

武宗与宰相二人相辅相成，开展了一系列关乎大唐命运的政治经济军事举措。李德裕为相五年，可谓兢兢业业，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革除积弊的措施，外攘回纥、内平泽潞，裁汰冗官、制驭宦官，面对各种复杂局面，都能够调度有方，从容应对，既能协调各方利益，又能够杀伐果断，使武宗一朝的文治武功达到了晚唐时期所能具有的新高度。

《旧唐书·李德裕传》记载：自开成五年冬回纥至天德，至会昌四年八月平泽潞，首尾五年，其筹度机宜，选用将帅，军中书诏，奏请云合，起草指踪，皆独决于德裕，诸相无预焉。

“德裕特承武宗恩顾，委以枢衡。决策论兵，举无遗悔，以身扞难，功流社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德裕的个人才干，以及他对武宗知遇之恩的回报。武宗掌握大方向，宰相倾力施政，唐武宗与李德裕君臣合作的佳话，也成为晚唐绝唱，此后再无。

三、严律法，重巡视，打造廉政清明的官场生态

俗话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对于晚唐日趋腐败的官场生态来说，没有严峻的法律约束和有效的执法行政监督，想要挽狂澜于即倒，无异于痴人说梦，武宗在方面有着清醒的认识。

武宗还没有登基的时候，游历颇多，对朝廷内外官场的奢靡腐败有很深的了解。反腐败，有可能让自己陷入险境，执政步履维艰，但会催生王朝肌体的新生；不反腐败，本就气息奄奄的唐王朝很可能就陷入黑暗的深渊，对于一个有志君主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单靠皇帝一个人肯定不行，人治不如法制。俗话说，乱世用重典，唐武宗制定了一系列的严峻律法，打击腐败，规范官场政治生态；设立巡视官员，对各地官员的遵纪守法情况、施政业绩进行督察。

严法峻刑，坚决打击腐败现象

武宗即位伊始，在即位赦文中宣布：“在开成五年二月八日之前，除了十恶不赦、背叛国家、故意杀人、官员贪赃枉法，这些人不予释放，其他罪犯不管罪行轻重，全部释放。”武宗将官员贪赃与谋反和十恶不赦大罪并列，显示了其坚定的反腐决心和力度。

李德裕入相以后，和武宗有着同样的政治理念，随即全国影响广泛的大规模反腐肃贪行动。公元841年正月，武宗下诏“朝廷刑罚，理当一视同仁，官吏贪赃枉法，不应该有特殊待遇，内外文武官如果收入脏物丝绢三十匹，全部处以极刑。”二月再下诏，凡官员贪污满千钱者，处以极刑。千钱，也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三四千元左右。

据《旧唐书》记载："京城天下系囚，除官典犯赃、持仗劫杀、忤逆十恶外，余罪递减一等，犯轻罪者并释放。"

武宗在位两次大赦天下，依然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不予赦免。他说，“除去恶人，进贤纳士，将命令执行起来，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与罪犯，这好比天降神灵，廉政建设也有所成效”。

这些整治吏治的严峻刑法，一直贯穿武宗一朝，严厉的震慑了贪官污吏。

高薪养廉，解决官员后顾之忧

唐代官俸不高，直观的对比一下大家心里就有数了：唐朝官员一年的收入几乎仅相等于宋朝官员一个月的收入！加上武宗前几朝政局混乱，经济凋敝，因此许多官吏的薪俸收入，连养家糊口都很困难。因为地方财政收入锐减，导致薪俸发放不及时，这样情况下，官员为了养家糊口，只能另寻它途，说直白一点就是贪污腐败了。

还有一点就是，各级官员，凡是有点门路的，都想到京城任职，因为这里不但条件好，机会也多，说不定哪天就飞黄腾达了。因此许多人不愿意到外地任职，尤其是不愿意去边远贫穷的地方，不得不去也是挑较为富裕的地方。

这样的后果就是，中央官员多如牛毛，大部分都是各种冗员，造成严重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问题，而地方官员连编制都填不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武宗即位不久就下令调整官员薪俸，也就是涨工资，稳定官僚队伍，使他们安心工作，由李德裕具体实施。

具体措施有两个方面：

提高边远地区的官员薪俸。

为了防止薪资被贪污或者不能及时发放，增加部分由现金改为实物替代。

朝廷出台新规：由户部以实物仍及时发放，每个地方都派观察判官专门负责这项工作，按月分放，不能挪作他用，如果有违规，观察判官会被贬到偏远地区，甚至终老一生都不能回来。

设立官吏养廉银。

唐代的官员许多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要进京赶考，花费时间是小事，最主要的是金钱的花销非常大。我们在各种传奇故事里都会见到这样的桥段：进京赶考的学子没有了盘缠，正生死攸关的时候，遇到了大户人家的小姐或者名妓之类的，慷慨解囊，方得以参加科举考试等等，说的就是这些考生基本上都是贫寒之家出身，本身经济条件就不好，进京赶考一次，往往都会负债累累，一旦考中为官，就面临着还债的窘境。

如果没有切实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贪腐则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有一两部严法峻刑就可以解决的。因此，制定了“月选官允许借钱，可加给两月俸料，待遇优厚”，“所冀初官到任，不带息债，衣食稍足，可责清廉。"说白了就给这些新官养廉钱，减少贪污腐败的发生。

裁减冗官，减轻财政压力

据《旧唐书》记载："中外官员，过为繁冗，量宜减省，以便军民。宜令吏部条疏合减员数以闻。"

仅会昌四年，根据李德裕的建议，唐武宗一下裁掉官吏2000多人，极大的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

这些措施的实施，一方面禁止了官员以办丧事等为借口借机行贿受贿，另一方面也确实大大的提高了官员的待遇，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到任以后，工作干劲、效率和业绩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受惠的不仅仅是官员个人和民众，朝廷才是最大的赢家。朝廷能短时间打败回鹘，平定泽潞镇叛乱等等，都和官僚系统的稳定高效、民众的支持度高有很大的关系。

加强巡视整顿，禁止官员借婚丧嫁娶敛财结朋

在严峻刑法的同时，还建立了巡视制度，武宗考虑到当时官吏履职的实际情况，设观察使为居廉察，督察一方，如果督察不力，则面临着被问责的风险。

整顿官僚纪律和作风，一直是历代王朝的一项重要内容。武宗时期，通过取缔进士曲江集宴，阻止了官僚小集团的产生；通过禁止官员无节制的游宴，刹住了流行已久的奢靡浪费之风。

根据存在已久的官员借婚丧嫁娶敛财的现象，根据御史台的建议，武宗于会昌元年就下旨明确要求官员廉洁从政，限制官员借婚丧嫁娶敛财扰民，损坏政风民风，影响官员形象。

武宗这一系列整顿举措，给晚唐的官场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官场生态趋于清明。

四、去特权，重能力，开辟公正入仕新气

晚唐时期，官员入仕的途径很多，非常混乱，十分不利于优秀官员的选拔，其严重程度堪比藩镇祸乱和宦官专权。整顿入仕门径，也就是官吏的来源，从源头上解决混乱的情况，加强官僚队伍建设，就成了武宗一朝的重要工作。

严格进士覆试制度，提高遴选质量。

“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鉴于进士选拔的问题积久成弊，武宗于会昌三年下旨“礼部所放进士及第人数，自今已后，但据才堪即与，不要限人数，每年止于二十五人”。

选拔的形式与人数不拘一格，，只要是真才实学就可以选拔，如果有优秀人才，就不必拘泥限定人数。

严格新科进士的实授，必须从基层做起，设立试用期

新科进士入仕，必须从诸州府参军，及紧县尉逐级做起，设立试用期，并进行任期考核。未经两考，不许奏职提拔。这样做目的，一方面可以让这些新任官吏了解基层民情，锻炼施政能力，既可以避免出现“苟从知己，不念蒸民”的情况，又可以淘汰能力不足的人员；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形成地方集团势力，影响朝廷威信。

限制官宦的门荫特权，严格控制官员的兼职数量与范围

唐朝入仕，除了科举，还有一条就是门荫途径，就是官宦人家的子弟可以不经过科举考试就能够入仕。这样以来，官员的素质就良莠不齐，不利于提高官吏队伍的整体素质。

“自幼授官，多不求学，未详典法，颇有愆违”。“一身属太常金吾，一门尽免杂差役”。

这些门荫特权者，不但自己受益，还能使和其有关的许多人免除杂役赋税，严重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这些不经过寒窗苦读既可以入仕的官宦子弟，虽然也有旷世之才者，但不学无术仅凭父荫取仕的也不在少数，且大多都是纨绔子弟，不堪大用。

因此武宗一朝，对靠门荫特权入仕和对门荫官宦的特权都加以限制，同时严格控制官员的兼职范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五、禁官商，改形象，让利于民促经济发展

根据当时官员经商现象比较普遍，既严重影响政府形象，又会产生官商勾结、与民争利的状况。因此，禁止官吏经营质库业，也就是高利贷和典当行业，不准与民争利，既改善了官员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也有助于官僚队伍的清廉建设。

武宗会昌五年下旨：“古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人争业，然后利可均布，人可家足。”

如果知道有人既做官有做商人放置高利贷，与老百姓争夺利益。今后不但会被禁止，而且还要让御史台察访上奏。经过一系列的官场整治与惠民措施，会昌年间的户口比安史之乱期间增加了一倍多，人口数量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在古代的时候，人口就是生产力，今天依然如此。

唐武宗虽然在位只有短短的六年时间，但他对官僚体系进行的这些卓有成效的治理改革，为其大举灭佛和对内削藩、对外固边的大规模行军事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不能不说，这不但是唐武宗与李德裕君臣组合的最佳表现，更是晚唐政治历史上最为闪光的绝唱，也为后世官僚体系的治理提供了现实而又有效的模板，功在当代，利惠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