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为何只有唐武宗能有效抑制宦官
唐朝宦官专权的情况，起于“安史之乱”爆发后的肃宗时期。这中间在经过唐代宗、德宗林两朝的发展后，宦官集团俨然成为了同皇权并驾齐驱的存在，即便是开创中兴治世的唐宪宗，也没能逃脱宦官集团的影响。以至于，在唐肃宗以后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宦官专权的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除，这也成为了中晚唐百年时间里难以弥合的一个伤口。
但历史总有意外的存在，唐肃宗以后的唐朝，宦官气焰虽然嚣张，但也曾有过陷入低谷的时候。如在唐武宗李炎在位的时期，宦官势力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对此，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曾称“唐自肃宗以来，内竖之不得见政者，独见于会昌”可见，唐武宗在位的会昌年间，虽然仅有六年而已，但在这一时期，唐武宗却实现了对宦官嚣张气焰的压制，这在中晚唐历史中还属独一例。那么，唐肃宗以后的唐朝，为何只有唐武宗时期做到了对宦官的遏制？
首先，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是，在唐武宗继位之初，宦官专权的情况，实际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有加强的迹象。这是因为，唐武宗李炎本就为宦官所拥立，所以，唐武宗继位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迫不得已的加封宦官。史载，有拥立之功的宦官仇士良被直接封为了楚国公。这个仇士良便是“甘露之变”中，指挥神策军疯狂屠戮朝臣的大宦官。可见，在唐武宗继位的初期，宦官专权的情况，还是不容乐观。
正是在以上的背景下，唐武宗在位的第三年，宦官仇士良便被迫离开朝堂，不久便卒于家中。当然，仇士良仅是个例而已，纵观唐武宗在位的六个年头，便能发现，宦官根本无法插手朝政，并且还大有被连根拔起的势头。而历史上的武宗一朝，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的便在于唐武宗李炎。不同于前朝唐文宗的“仁而少断”唐武宗面对大是大非总是能够做到“雄谋勇断”，这便为遏制宦官势力提供了一个基础。
这中间，唐武宗为了能够更好地遏制宦官，采取了明为亲近实则冷淡的方法逐渐疏远宦官。并且，唐武宗的六年时间还极大地提高了相权。这样的情况下，唐朝的决策曾运作便转为了宰相与皇帝。当然，不仅只有宦官在这一时期被压制，宰相以外的中书朝臣也受到了或多或少的遏制。可以说，唐朝国策的制定与策划在武宗一朝成为了唐武宗与宰相李德裕两个人的事情。
当然，只有唐武宗一人发力的话，想要将宦官逐出决策层，显然有些不切实际，因为宦官手中保有禁军力量。这中间，稍微出现意外的话，便极有可能重蹈“甘露之变”的覆辙。巧合的是，在武宗一朝担任宰相的不是别人，正是被誉为“万古良相”的李德裕。而后面的史实也证明，在遏制宦官专权这一问题的时候，李德裕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在唐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遏制宦官的方法，便是削夺宦官的监军权。自“安史之乱”后，宦官监军已成惯例，而李德裕的这一方法，对于宦官集团来讲，无异于釜底抽薪。根据《新唐书》的记载，李德裕曾直言“韩全义败于蔡，杜叔良败于深，皆监军宦人制其权，将不得专进退”对此，李德裕提出的解决方案则是以类似“百夫长”的方式来代替宦官监军。我们以今人视角来看便能发现，这似乎对宦官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因为左右神策军依然在宦官的掌握之中。但透过史料的细节却可以发现，李德裕的这个方法展现出了其本人极高地政治智慧。
这中间，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道出了李德裕的高明之处。历史上唐朝的宦官之乱，远胜于别的朝代，其不仅能够拥立皇帝，甚至还能屠戮朝臣，“甘露之变”便是例子。但细看历史就能发现，在一次次宦官之乱的背后，当时忠于唐朝的藩镇以及将帅，却没有一个敢于兴兵问罪。
究其根本便在于，监军使在外对许多忠于唐朝的武将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掣肘，即《读通鉴论》中所说的“诸帅之兵，皆宦者之爪牙，举天下而在其掣肘”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中晚唐时期宦官之乱不停，但始终没有入京勤王的军队，主要原因便是因为将帅受到了宦官监军使的牵制，这才使得宦官敢于凌驾于皇权而无所忌惮。
而李德裕另外一个高明之处在于，其并没有同宦官针锋相对，而是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方法来遏制宦官。这是因为，李德裕在不让宦官监军的过程中，所借的是宦官监军屡屡败阵的例子来裁撤宦官监军使，这就使得宦官根本无法反驳。当我们从唐帝国顶层设计上来看李德裕的举动，便可以发现，取消宦官监军实际上出于长远的考虑，即取消宦官对将帅的掣肘，使宦官势力的扩张受到外部的威胁。
总而言之，唐武宗与李德裕两人的存在，可以说成为了武宗一朝宦官势力被得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同时，我们观察两人的方式也能发现，其遏制宦官的方法，主要就在于避实击虚。唐武宗以疏远宦官、间接加强相权的方式来逐步遏制宦官，而李德裕则借宦官监军之弊，剪除宦官对将帅的影响。而当唐武宗与李德裕的方法交织在一起后，宦官势力自然而然也就逐渐被排斥在朝廷中枢之外。并且，就形势的发展来看，这样的情况如果在持续些年头，中晚唐宦官专权的问题是很有可能被彻底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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