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讼师
讼师指的是民间帮人打官司的人。因为封建统治者一直秉承以德治国和以“和”为贵的统治理念，而讼师又经常武断乡曲、挑唆生事，所以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打击。到了晚清法制转型的过程中，讼师这一职业才呈现出新的面貌。
官民的“厌讼”态度
讼师之业由来已久，春秋时期的邓析被认为是讼师之祖。然自始至终，讼师一直游走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在明清时代更是被官府严厉打压。
官员到任伊始，每每贴出告示，警告讼师勿要生事，甚至要其远走高飞。一旦抓获，很可能处以法外加重的“光棍例”（专门惩治地痞流氓）。打压讼师的行为与儒家传统的礼治思想有关。做过鲁国司寇的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其最终目标是希望做到民众都不打官司，似有营造和谐社会之意。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向全国公布成文法。晋国大夫叔向批评说，此举使民“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可见儒者并不主张以法律解决争端。然而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部族间不成文的“礼”让位于公布在外、确定无疑的“法”，已是无可移易的趋势。不过，统治者依然相信，即便做不到“无讼”，至少也要“息讼”。民如赤子，官员如父母，矛盾本来容易解决，为何还会出现与日俱增的案件和渐趋复杂的案情？官府认为，这是因为奸诈的讼师在背后挑唆纯朴的百姓，给国家治理带来麻烦。
民间舆论的普遍心态也与官方接近。广东民间俗语有“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之说，可见“厌讼”实为最常见的社会心态。但明清以后人口暴增所引起的资源紧缺与激烈竞争，诉讼案件的数量却是与日俱增，审断案件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政务。乾隆年间名幕汪辉祖在偏僻的湖南宁远任知县，每年尚且要接收一万多张诉状，更勿论经济发达地区。
“无谎不成状”
秦汉以后，官府实施书面诉讼制度，状纸成为立案和判案的前提和重要依据，而在传统社会，绝大部分人既不识字，更不具备亲笔写状纸的能力，也不清楚告状的程序，所以要打官司就必须请人代劳，故具备专业写状能力的人被称作“状师”“刀笔吏”“刀笔先生”。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曾说，讼师“或据律引例，深文周纳；或上下其手，颠倒黑白；一语足于救人，亦足于杀人”。显见讼师在诉讼中位居关键。
鉴于此，历朝统治者试图将讼师的部分功能合法化，将有限度的法律援助纳入政府的监理系统。如宋朝允许民间开设“写状钞书铺户”，承办各种诉讼和公证事务。到清代则限制加严，要求如实叙述案情，只有经政府考核通过的“代书”能为百姓书写状纸。无“代书”戳记的状纸，官府一概不收。然而正是因为“代书”受到官府限制过多，打官司的百姓往往先找好讼师，拟定状纸的草稿，然后请“代书”抄写和盖印了事。
讼师写状的标准写法，实际源于明清社会实行的“小政府主义”。即在管理社会时，地方政府只要能维持正常的运转即万事大吉，并无不断提高管理和治政水平的要求。因此，官府多只关注谋逆、人命、盗贼等大案，对于民间邻里的词讼小事往往不甚措意，甚至不接受案件的成立，让其自行调解。而为保障诉讼人的权益，讼师也只能夸大其词，以引起官员的重视。于是，“无谎不成状”成为当时案件诉讼的常态。南宋名吏胡颖就指出，词讼“三分之中，二分真而一分伪，则犹为近人情也”。讼师这种“有失斯文”的行为自然为儒林所不齿。清人王有孚的笔记《一得偶谈》，刻意区分“讼棍”和“讼师”，恰恰反映出当时一般舆论眼中，这些法律从业者的形象确实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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