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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正”是第一谥号

日期:2022-06-24 来源: 编辑:hez 阅读:38 次

俗话说“生晋太傅,死谥文正”,对于古代的无数读书人来说,能够在死后被追赠“文正”谥号,是一件极为光宗耀祖的事情。宋朝是一个以尊重读书人,且喊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响亮口号的王朝,那一共有多少大臣得到“文正”谥号呢?“文正”又是为什么在宋代是第一谥号呢?

宋代第一谥号“文正”

在宋朝一共有9个大臣得到“文正”谥号,平均约34年才产生一个“文正”谥号。

获得“文正”谥号的9位大臣,按照逝世的时间先后顺序,分别是:李昉、王旦、王曾、范仲淹、司马光、黄中庸、蔡卞、郑居中、蔡沈。

李昉是宋朝第一个被追赠“文正”谥号的大臣。

“文正”是如何在宋代成为第一谥号的呢?这其实与北宋的政治文化紧密相关。

宋代之前,谥号本是大臣死后获得的殊荣。三国时期,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共同获得谥号,“时论以为荣”。获谥本身就足以形成对大臣的盖棺论定,因此同一时期的大臣谥号常常相同。三国时期,武将被谥为“壮”的比较普遍,如曹休、张郃、徐晃、文聘、许褚、庞德等。唐朝开国时期,武将被谥为“襄”的也比较普遍,如张公谨、唐俭、刘弘基、刘政会、柴绍、丘和、丘行恭等。

宋代之后,由于官僚体系日渐庞杂,谥号也逐渐成为大多数大臣常规评价的一部分。据统计,自西汉以来,共有一万多人获得谥号,宋代有一千多人获得谥号,明清更是有接近六千人获得谥号。谥号的普遍化引发了谥号的两字化和规范化,也间接改变了谥号“名实相副”的特点。

如前所述,谥号最初是对大臣的盖棺论定,很讲究“名实相副”。即使是需要为尊者讳的皇帝谥号,也有美谥、平谥、恶谥之分,给了前代皇帝三分面子,但也要符合基本事实。大臣更是如此,前面说到同一时期武将谥号相同,就是因为这些人所做的事情相似,谥号也相同。

谥号普遍化以后,“名实相副”就难以为继了。谥号数量大量增加以后,谥号褒奖的作用就减弱了,以前是重要武将才能获得,现在普通武将都能获得了,那么就不是褒奖了,就是“阳光普照”了。

谥号的褒奖作用减弱后,等级区分就增强了,本来就能够获得谥号的给予褒奖,被“阳光普照”获得谥号的给予普通的谥号。这样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谥号从与去世大臣的生平相符,到与去世大臣的贡献和地位相符。

这就像明清的顶级谥号“文正”,获得这一谥号的人并不一定都符合“文正”代表的意思,但肯定是有与“文正”相符的地位。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岳飞的改谥,岳飞最初打算谥为“忠慜”,后来修改并定为“武穆”,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岳武穆”。再后来又被改为“忠武”,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哪个谥号更符合岳飞“精忠报国”的一生,只谈后面的改谥。“忠武”是个地位很高的谥号,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十六国时期的王猛、唐朝时期的郭子仪,加上南宋时期的韩世忠,这几个人都可以说得上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岳飞的改谥明显不是出于他更符合这个谥号,而是南宋官方对他的定位进行了调整。

说了谥号这么多的前尘往事,只是为了说明谥号的变迁是如何推动谥号评价的变化。随着官员的臃肿及谥号逐渐成为大臣常规评价,谥号改变了“名实相副”,变成了“人(与)人相副”,大臣获得的谥号并不完全与生平、性格等相关,而是逐渐与历史上相似地位人物的谥号相同。也正因此,在宋代赠与夏竦谥号时,司马光说出了奠定后来几百年谥号规则的一句话,“谥之美者,极于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谥?”按普通话来说,就是“你不配”。

司马光在上仁宗的奏议里更是表明了“文正”是“谥之至美,无以复加。虽以周公之才,不可兼取”。周公是儒家文化十分推崇的人物,儒家的创立者孔子曾经说过“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意思是,“我真的很衰弱了(年龄大了),(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连周公都“不可兼取”“文”与“正”,足以说明“文正”在司马光心中的地位。

为什么“文正”会被司马光推崇成为顶级的谥号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范仲淹的个人影响力。范仲淹曾被谥为“文正”,而他对北宋的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复兴(宋明理学)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范仲淹所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更是砥砺了一代又一代政治家和学者。

二是北宋士人精神的再造。北宋之前是“礼崩乐坏”的五代,因其黑暗,所以对传统文化观念破坏得十分彻底,也引来了宋代政治家和学者的反思。其中之一就是对“武”的思考,唐朝末年,安禄山、史思明等外族武人和朱温、李克用等地方藩镇给整个天下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浩劫。北宋在制度设计上实行“重文抑武”。文、武官员开始有了明显的分界,出将入相的大臣越来越少。同时,“文”字所代表的“慈惠爱民”、“愍民惠礼”等正是传统儒家同时也是宋代儒学者的追求。“文”字的内涵与外延都变得更加重要起来。

前面我们提到过,随着谥号的普遍化,谥号同时呈现了两字化和规律化的特征。谥号有了层级,两字更易于进行不同层级的划分。像是南宋时期刘光世的“武僖”、岳飞的“武穆”、杨存中的“武恭”、吴玠的“武安”和吴璘的“武顺”,清朝中后期曾国藩的“文正”、李鸿章的“文忠”、左宗棠的“文襄”和张之洞的“文襄”。

根据张卜麻的《谥号及得谥人表》,宋代大臣获得两字谥号的占获得总谥号的96%以上,可以说几乎都是两字谥号。而在宋朝以前,唐朝我们前面也列举过,开国时期有不少谥号为“襄”的武将,两字的组合更多,能用到的字也更多,因此更加多元。但同时谥号也呈现了规律化的特征,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的谥号变为“文/武/忠+一字”的组合。到了明朝,更是形成了当过翰林的大臣谥号一定有“文”的规矩。两字化与规律化共同导致了“文”字作为谥号而且是谥号第一个字的水涨船高。

“正”其实是“贞”,为了避讳宋仁宗赵祯的名讳而改的。按照《逸周书·谥法解》,“清白守节曰贞,大虑克就曰贞,不隐无屈曰贞。”从中都可以看出对德行和品质的要求,也正符合宋代儒学思想“克己复礼”乃至于南宋时期“存天理、灭人欲”对道德的追求。

唐朝灭亡以后,五代“礼崩乐坏”,宋人在对五代进行充分的反思后,在制度设计上建立了“重文抑武”的机制,导致了官员体系的臃肿,也促使谥号成为官员常规评价体系的一部分。谥号由最初的“名实相副”转化成为了不同层级的代表,两字谥号越来越普遍,并逐渐形成了以“文”、“武”、“忠”为首字的习惯。

范仲淹自身以及其推动的一大批人,促成了北宋士人精神的觉醒。“文正”因为曾作为范仲淹的谥号而被人推崇,同时,宋朝反思五代时期对廉耻礼节的抛弃,强化忠诚、正义等品德,推动了代表“清白守节”的“正”(“贞”)作为谥号地位的提升。经由司马光在夏竦议中为其定义,“文正”就从宋代开始成为了顶级甚至可以说是第一的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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