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策是怎样对蒋介石诱降的(2)
日本发起的诱降攻势，其规模最大的是1939年底的所谓“桐工作”计划，这次会谈，中国方面是在蒋介石和戴笠的直接领导与策划下秘密进行的，日方的首席代表是今井武夫，此人当时是日本驻中国派遣军主管情报及政务的课长，中方首席代表是重庆行营参谋处中将副处长陈超霖，日、蒋代表先后在香港、澳门举行了15次会谈，形成了“意见书”，并整理了“备忘录”，其要点是：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日本对中国尊重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中国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在停战同时发表声明;日华两国缔结防共协定……;日本于恢复和平之同时，尽可能迅速撤兵等。
因为上述要点，与中国代表的“和平意见”大同小异，其精神实质基本吻合，所以蒋介石比较满意。
1940年6月8日，日方又提议举行由坂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三人出席的最高级会谈，会谈场所在上海、香港、澳门任选一处，6月22日，中方答复原则同意最高级会谈，但会谈地点坚持在长沙，日方很快作出反应，同意选址长沙，但要对方写出书面保证，不得危害日、汪代表的安全。
由于蒋介石“怕会谈如果不成功会被日军所暴露”，授人以柄，对己不利，所以拒绝写出书面文件，由于日、汪代表担心安全无保障，自然不敢前往，另一方面又因为日、蒋、汪三方会谈的事走漏了风声，使蒋介石受到多方面的责难，有人甚至强硬地主张要公开发表相互勾结的信件，使蒋十分害怕，鉴于上述诸种原因，使日、蒋双方历时十多个月的会谈告一段落，又一次只开花而未结果。
第三阶段：从1941年12月到1944年7月东条英机内阁垮台
此阶段的特点是：由于日本挑起了太平洋战争，企图从中国战场抽调其主力用于对美、英作战，因而对国民党政权加紧了诱降活动，但却未能如愿。
日本政府为了推行“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方针，对蒋介石集团软硬兼施，恩威并重，加紧诱降活动，企图充分利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作战顺利的形势，对重庆政府再次施加政治压力，逼迫其就范。
1941年12月24日，日本政府制定了《促使重庆屈服的工作方案》，要求“运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利用作战的成果，乘机促使重庆政权屈服”，“当重庆方面发生动摇时，及时把谍报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诱降工作上去”。
鉴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暂时获胜的情况，蒋介石的思想确实“发生动摇”，担心美、英、苏三国万一都被打败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不愿意与日本断绝联系，于是，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方面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提出：“中国对日作战牺牲重大，如再不援救，中国便单独媾和”，以此索取更多的美援;另一方面，又派遣亲信打入汪伪组织，或者收买汪伪政权的要人，通过他们与日本发生联系，暗中取得谅解，对此，蒋介石称之为“三面政策”。
日本政府也很体谅重庆政权的“苦衷”，一方面与其达成默契，“很好地合作起来共同反共”;另一方面指使汪伪政权与重庆政权勾结，鼓吹蒋汪合流。
1942年底，日军在瓜达卡纳尔岛遭到失败，敲响了日寇走向末日的丧钟，为此，日本政府再次放宽条件，向蒋介石集团抛出如下诱饵：“如果全面和平实现，日本不仅撤退在华全部军队，而且还要放弃辛丑条约所规定的驻兵权”。
由于蒋介石惯于骑抗日、亲日的“两头马”;加之又害怕此举得罪美国，导致美援泡汤，所以迟迟不同日本达成“和谈”协定，对此，日军统帅部甚为恼火，遂于1944年5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此役使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蒋介石政权处境十分不妙，连美国人对蒋也滋生了要扶植新人、取而代之的念头。
但是，就在蒋介石内外交困的时候，日寇又猛然醒悟：“消灭了蒋介石政权只会使中国的权力均势对共产党有利，而日本人是把共产党当成比重庆更大的敌人的。”
因此，日、蒋之间很快又达成了一项协议：只要重庆在其他地区不抗击日军，则日军保证蒋介石辖区为“不受侵犯的安全区”，从此，重庆政权在抗日问题上，便走上由“看战”、“观战”乃至积蓄力量反共、反人民、反异己的反动道路。
第四阶段：从1944年7月小矶国昭组阁到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日本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国家命运陷入垂危，已是气息奄奄了，但是，日寇为了垂死挣扎，急于寻求与重庆政权“和谈”成功，以全力应付美、英的强大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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