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时代具有什么特点
从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这一时期的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历史，19世纪3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界开始称这一时期为希腊化时代。那么希腊化时代具有什么特点?
希腊化时代的特点
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四大之间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陆续形成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希腊化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有以埃及为中心的托勒密王国、以巴比伦为中心的塞琉西王国(后迁都安条克，在今土耳其安塔基亚)和以马其顿为中心的马其顿王国，较小的还有本都和安提柯的国家(于公元前301年伊普斯战役中被其他亚历山大的部将所打败)，此外还有许多小国很独立城市。从公元前229年起 ，罗马不断向地中海东部地区扩张，利用希腊化诸国的各种内外矛盾，制造不和并使之相互削弱，必要时诉诸战争，先后于前168、前64、前30年分别灭亡马其顿、塞琉西和托勒密王国，逐步使各希腊化地区并入罗马。
希腊化时代地中海东部地区，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所有希腊化国家的主要经济部门都是农业。包括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等工商业中心在内的一系列城市的出现，许多地区之间商路的建立，流通货币的大量增加，都说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频繁的战争和大量奴役战俘，使奴隶数量有所增加。由于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生产和战争的需要，各族人民交往的增加，以及各国国王采取的一些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措施，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都有很大发展，欧几里得、阿基米德、阿里斯塔克等为其代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及其图书馆，在当时享有国际性学府的声誉。
希腊化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政体，是存在地区差异的以国王为中心的君主专制。大批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移居埃及和西亚各地，使在很大程度上与希腊城邦体制有关的城市制度在西亚等地得到发展。除以马其顿人和希腊人为公民主体的城市外，还有一些各地原有的以寺庙为中心的城市或公社。
希腊化时代知识扩展
在我国，有关希腊化时代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以前可看作第一个阶段，90年代以后是第二个阶段。
我国的古希腊史研究本来起步就很晚，加上上述研究希腊化时代的诸多困难因素，使得人们的眼光大多集中在前亚历山大时期。如有一本在国内影响比较大的教科书，在叙述古希腊史时只在结尾用一句话概括了晚期希腊的历史：“以后雅典的历史充满着马其顿人和雅典人统治反统治的斗争，雅典内部寡头派、民主派以及亲马其顿派、反马其顿派的斗争，直到罗马侵入和统治为止。”(注：见《世界上古史纲》(下)，人民出版社，第207页。)该书虽然在别的章节中也简略地提到了托勒密埃及、塞琉古王朝、帕提亚等，但于希腊化时代科学文化成就却只字未提。再如当时集体编写的《世界上古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虽然也具体地谈到了这一时期的科学文化成就，但却回避“希腊化时代”这个概念。另外，和研究前亚历山大时期的几百篇论文相比，研究希腊化时代的文章也实在是少得可怜。到是解放前由杨炼翻译日人原随园所著的《希腊文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更显得材料充实、条理清楚，是在诸多方面有独到见解的一本好书。
史学界如此，其他有关各界也莫不如此。虽然关于希腊化时代的哲学、美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的译著不少，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美学》中就有不少关于希腊化时代的内容;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塞克斯都·恩披里可的《悬疑与宁静——皮浪主义文集》(1989年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M.克莱因的《古今数学思想》(第1册，1979年版)等等，但只是缺少自己的东西。
总的来看，在90年代以前，我国学术界对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尚无重要的研究著作，已有的成果一般趋向于低调否定态度。顾准的说法代表了一般学人的观点：“当希腊人的灿烂文化被亚历山大掌握起来成为征服工具以后，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的帝国就不在文化上具有什么创造性。……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精神(其实是希腊知识和东方专制主义的混合品)……”。(注：顾准：《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页。)这里的“混合品”明显含有贬义。
进入90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希腊化时代的研究。方法较为科学了，态度较为公允了，视野也更为广阔了，出现不少高质量的论文和著作。
范明生的《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东西方文化的汇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对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做了开拓性的研究。该书系统地探讨了希腊化时代希腊哲学、特别是它对基督教及其神学形成的影响。重点放在新柏拉图学派和基督教及其神学的先驱、犹太神学家斐洛以及给基督教神学以巨大影响的普洛提诺上，并把斐洛看作是希腊哲学和犹太教相结合的典型，而把基督教神学的奠基人奥古斯丁看作是这几股思潮的集大成者。这种以希腊化时代哲学思潮为背景来考察这一时代犹太思想、基督教思想的完整性的著作，弥补了国内学术界同类著作的不足。
章雪富的《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逻各斯基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犹太-基督教与希腊文化结合的问题。在基督教思想史上，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是希腊化时代两希文化融合的杰出代表，是早期基督教积极吸收希腊文化的典范。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神学涉及很多理论层面，如自由意志论、灵魂-身体救赎论、寓意解经法等，都体现了希腊文化的特性。翁绍军的《神性与人性——上帝观的早期演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对这一问题多有所涉及。王晓朝从基督教的角度探讨了希腊化和基督化之间的争论。(注：王晓朝：《“希腊化”与“基督化”的世纪之争》，刊《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黄天海的《希腊化时代的犹太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在西方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古代犹太人在希腊化时代的心路历程，深入分析了两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及在这基础上的西方文化起源。梁工、赵复兴的《凤凰的再生——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在希腊化时代文化大背景中研讨犹太文学发展史迹和创作特性。确切地说，希腊化时代的犹太文学是一种兼为历史、哲学尤其宗教文献的综合性文化遗产，因为那时文学尚未从其他人文科学中独立出来，类似今天“纯文学”的作品即已出现，也凤毛麟角。作为历史著作，它们隐含了当时犹太民族的发展史、犹太教的演变史和初期基督教的传播史;作为哲学尤其是宗教文献，它们记录了犹太人及初期基督教徒的哲学、伦理、法律思想特别是宗教信仰和神学理论。由于文学与历史、哲学、宗教盘根错节地纠结为一，因此该书是本研究希腊化时代两希文化交流的小型百科全书。
杨巨平的几篇论文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希腊化时代。关于君主制，杨认为这既非马其顿君主制的顺延，也非亚历山大大帝的首创，更非对东方君主制的模仿，而是在长期的战争中，把马其顿的国王统治传统和东方现行君主制度以及希腊城邦的外壳有机组合的产物，但希腊化时代诸王朝的君主专制程度及特点又各不相同。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问题，杨认为，希腊化文化既非希腊文化的单纯传播，也非东方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文化，而是以希腊化文化为主体，在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下与其他各种文化汇合形成的一种既多元又统一的文化。它首次揭开了欧亚非大陆间文化交流、汇合的序幕，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沈坚的文章中所持的观点基本与杨巨平相同，认为希腊化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与文明交流、汇合的结果。陈恒的几篇论文对希腊化时代这一概念进行了探讨，并特别强调要重视研究这一时期科学成就和诸文明之间的交往。裔昭印认为希腊化时代妇女的社会和家庭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和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造成的，它是东西文化汇合交融、妇女经济权力增长、城邦衰弱、古典价值观崩溃和新的哲学思想兴起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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