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李炎加强相权
宰相在封建国家的中枢体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力，“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宰相辅佐的好坏，其权力行使充分与否，对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治影响很大，直接关系到朝政的优劣。
皇甫湜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就曾上书直谏，指出时政败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宰相之进见亦有数，侍从之臣皆失其职，……股肱不得而接，爪牙不足以卫，其危甚矣”，也就是说，宰相及侍从官的失职与不得实权，乃是朝政日堕的原因。他建议宪宗应该“日延宰相与论义理”，即经常同宰相商议国事，保证他们能真正拥有辅弼的实权。
而在唐朝中后期，相权随而渐遭削弱。特别是“甘露之变”以后，“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文宗开成时期的宰相更是近乎宦官专权的附属品。因此，会昌时期李德裕加强相权的做法，对于抑制宦官权力扩张，提高朝官的声威，保证政令统一出自宰相府，就有很明显的积极作用。
开成五年（840年）九月，李德裕入相不久，即向李炎进言为政之要，其中很重要的两点就同相权有关。他认为应该政归中书，保证宰相确有辅弼之权，但同时他又建议限制宰相的任期，宰相在位时间不宜过长。
他说，“政去宰相则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节宰相惟奉行诏书，所与国事者，李齐运、裴延龄、韦渠牟等，迄今谓之乱政。夫辅相有欺罔不忠，当亟免，忠而材者属任之。政无它门，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积纤微以至诛贬。诚使小过必知而改之，君臣无猜，则谗邪不干其间矣。……开元初，辅相率三考辄去，虽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权乃十九年，遂及祸败。是知亟进罢宰相，使政在中书，诚治本也。”
通过这种既切实保证相权，又加以一定限制的做法，就可以使宰相很好地行使自己的参政大权，干好统率百官的工作。
加强相权的另一重要举措是，恢复了中书舍人参与台阁常务的权力，“会昌末，宰相李德裕建议：台阁常务，州县奏请复以舍人平处可否”。
善知人，强相权，强化政治改革执行力
武宗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削去宦官的权力，和宰相李德裕密不可分。李德裕自宪宗起，历经四朝，几经起伏，是牛李党争的代表人物。
李德裕是唐宪宗朝宰相李吉甫的儿子，自幼胸怀大志，饱读经史，对治国理政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和做法。以门荫入仕，经官场历练后，政见与施政手腕都趋于成熟。武宗非常欣赏李德裕的政治理念和工作作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三观相合。即位后不久，即召被贬外放的李德裕入朝为相，协助其治理整顿山河破碎的大唐江山。
武宗对李德裕十分的信任，强化相权，对其鼎力支持，朝廷施政方略的执行力大大的加强，彻底改变了宦官把持朝政时期宰相仅是橡皮图章的地位。因为宰相和宦官的思路是不一样，宦官是为了专权，宰相就是为了理政，两者截然不同；李德裕虽然权力很大，但却很忠于武宗，武宗对其也是信任有加。
武宗与宰相二人相辅相成，开展了一系列关乎大唐命运的政治经济军事举措。李德裕为相五年，可谓兢兢业业，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革除积弊的措施，外攘回纥、内平泽潞，裁汰冗官、制驭宦官，面对各种复杂局面，都能够调度有方，从容应对，既能协调各方利益，又能够杀伐果断，使武宗一朝的文治武功达到了晚唐时期所能具有的新高度。
《旧唐书·李德裕传》记载：自开成五年冬回纥至天德，至会昌四年八月平泽潞，首尾五年，其筹度机宜，选用将帅，军中书诏，奏请云合，起草指踪，皆独决于德裕，诸相无预焉。
“德裕特承武宗恩顾，委以枢衡。决策论兵，举无遗悔，以身扞难，功流社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德裕的个人才干，以及他对武宗知遇之恩的回报。武宗掌握大方向，宰相倾力施政，唐武宗与李德裕君臣合作的佳话，也成为晚唐绝唱，此后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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