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李炎善于纳谏的故事
唐武宗在位时，任用李德裕为相，对唐朝后期的弊政做了一些较有成效的改革。他还很善于纳谏。
会昌元年，李炎前往泾阳县围猎。不久后，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在紫宸殿劝阻说：“陛下近来游猎逐渐频繁，出离京城也太远，早出晚归，荒废了朝政。”李炎脸色一变，承认错误。高少逸等人退出后，李炎对宰相们说：“朝廷设置谏官的本意，就是让他们直言朝政得失，朕愿常常听到。”李德裕等宰相齐声祝贺。数日后，李炎擢拔高少逸为给事中，郑郎为左谏议大夫。
唐武宗迷信道教，周围经常有一批道士相往来，比起纯粹生长在深宫中的皇子来说，他多了一些观察社会的机会。与唐文宗不喜欢声色歌舞不同，唐武宗经常骑马游乐，去太液池还常常带着他宠爱的那位邯郸舞伎出身的王才人到教坊饮酒作乐，与乐人谐戏，就好像老百姓家的宴席一般。
但唐武宗又和唐穆宗无节制地游乐不同，他并没有沉湎其中，声色自娱过程中他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因此耽误了国家大事。他读书虽然不如唐文宗，但是他更能知人善任，而且也似乎少了一些书生意气和迂腐，能够面对现实，很多时候他敢于向宰相当面认错，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的李德裕，使得他们君臣在会昌年间内忧外患交织的时刻，能够沉着应付，度过难关。
唐武宗即位之初，在仇士良等人的胁迫下，大开杀戒。唐文宗的妃子杨氏、陈王李成美、安王李溶等潜在的政治对手均被赐死。在公元840年（开成五年）八月为唐文宗举行的安葬典礼上，仇士良又把枢密使刘弘逸等杀死，以解除对其权势所造成的威胁。
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四月，宦官仇士良见唐武宗日益亲重李德裕，害怕宦官失去权势，便散布流言蜚语，称宰相与度支商定，要削减禁军衣粮和马草料等费用，欲以此激怒禁军闹事。李德裕闻讯后立即向唐武宗面奏此事。
唐武宗很愤慨，唐武宗拿出了君主的气派，遣中使到神策左、右军去宣布御旨：“此事纯系空穴来风，一切都是朕的安排，无关宰相之事，尔等不得信口雌黄。”将士们被震慑住了。
仇士良眼见自己的阴谋被揭穿，只好惶恐地向唐武宗谢罪。就在仇士良的阴谋被挫败后，唐武宗没有乘势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是将他提升为观军容使，以领神策左、右二军。名义上得到了升迁，实则却被剥夺了对禁军的控制权。
仇士良明白唐武宗对他的态度，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妙，以退为守，以身体有疾提出了辞职。唐武宗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辞呈，将他改任为内侍监。内侍监没做多久，基于大势已去，无东山再起的希望，仇士良被迫致仕。仇士良退职不久，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唐武宗剪除了宫中的宦官势力，巩固了皇权。
会昌元年，唐武宗前往泾阳县围猎。乙卯（二十五日），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在紫宸殿劝阻唐武宗说：“陛下近来游猎逐渐频繁，出离京城也太远，早出晚归，荒废了朝政。”唐武宗脸色稍变，但承认了错误。高少逸等人退出后，唐武宗对宰相们说：“朝廷设置谏官的本意，就是让他们直言朝政得失，朕愿常常听到。”李德裕等宰相齐声赞贺。
己未（二十九日），唐武宗擢拔高少逸为给事中，郑郎为左谏议大夫。 公元843年（会昌三年）唐武宗派人以贪渎罪为由在仇士良家中检查，发现几千件兵器。于是，唐武宗下诏，削除仇士良的官爵，没收所有家产。仇士良的家眷全部流放边关，男者充军，女子充为营妓。
宰相李珏、杨嗣复被罢相贬往外地，唐武宗本来已经下令将二人处死，但在李德裕的强烈请求下，赦免了他们的性命。
会昌法难是从会昌元年，因李德裕等人的奏请，先后沙汰了部分僧尼，拆毁了天下小寺山房、兰若等，对僧尼的一些活动也进行种种限制。会昌二年，曾下令发遣“保外无名僧”，不许置“童子沙弥”，并令原是“杂工巧”和不修戒行的僧尼还俗；同时，还下令不许僧尼无限止地占有奴婢，规定僧限留奴一人，尼留婢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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