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后妃垂帘听政对政局演变的作用(2)

二．宋代后妃垂帘听政对政局演变的历史作用

在宋朝(960—1279年)近三百二十年的统治中，围绕皇权的更替和交接，宋代后妃的垂帘听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妥善处理皇位继承问题，实现皇位的顺利交接，维护了宋朝政局的稳定。

虽然后妃在原则上是不得干预政治，但是皇帝在治理天下时，却不能完全排斥后妃对皇帝政治决策的影响。况且在非常时期，后妃经常身不由己地被推向权利漩涡的顶峰。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皇位继承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封建社会确定的皇位继承制是：父死子继或者是嫡长子继承制。但是天不遂人愿，封建王朝常常会有特殊情况出现，如皇帝无子嗣，无嫡子或者嗣君年幼继位等等。为了加强皇权，当特殊情况发生时，就必须依靠与皇帝血缘最亲近的后妃来辅政。后妃因此得以参与政治决策。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暴崩于福宁殿。“左右欲开宫门召辅臣，皇后曰：‘此际宫门岂可夜开！’且密谕辅臣黎明入禁中。”为了以防万一，她“三更令进粥，四更再召医，又使人守之”。等到第二天辅臣来拜见时，曹后才“哭告以上崩，实令召皇子嗣位”。“英宗即位，尊后为皇太后”。曹后的安排对于皇位的顺利交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防止了其他突发状况的发生，对英宗即位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英宗即位后不久，“感疾”，于是请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御内东门小殿听政”。曹后的垂帘听政，对于当时的政局无疑起到了稳定的作用。曹后听政期间，“大臣日奏事有疑未决者，则曰：‘公辈更议之’，未尝出己意”。她只是综合大臣们的意见，与大臣共同决议。她只是承担了一个代理人的职责，并没有大权独揽和独断专行。曹后“性慈俭，重稼穑，常于禁苑种谷、亲蚕、善飞帛书”，她还“颇涉经史，多援以决事。中外章奏日数十，一一能纪纲要。”而且她对于左右臣仆，也能“毫分不以假借”，于是“宫省肃然。”曹后简朴的生活作风和平静的处世心态，以及睿智、严谨的风格，不仅使她深得人心，获得了大臣们的称赞，更让她在政治权利斗争的漩涡中泰然处之。曹后的垂帘听政充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九位垂帘听政的后妃中，宋哲宗孟皇后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她曾经两次被废，却在宋朝面临重大危机时挺身而出，两度垂帘。在两宋之际发挥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掳走宋皇室宗亲三千余人，史称“靖康之耻”。“时六宫有位号者皆北迁，后以废独存”，而宗室只有康王赵构幸免于难，他正以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在京城外统兵抗金。金人扶植张邦昌建立了伪楚政权。张邦昌迫于金人压力，登上皇位。在金人撤走之后，张邦昌失去了靠山，不知何去何从。此时，北宋旧臣向他施加压力。宰相吕好问说：“相公知中国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帅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内，此殆天意。盍亟还政，可转祸为福。”于是，张邦昌听从大臣们的意见，尊孟皇后为“宋太后，迎居延福宫，受百官朝。”大臣胡舜陟，马仲又对张邦昌说：“政事当取后旨”。张邦昌便再次尊孟皇后为元祐皇后，“迎入禁中，垂帘听政”。孟皇后听政后，派遣尚书左丞冯澥为奉迎使，尚书右丞李回为副使，“持书奉迎”康王。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庚寅朔，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继位，建立了南宋政权。孟皇后作为金兵灭宋后，皇室仅存的后妃，成为了宋朝的精神领袖，她的垂帘听政，不仅稳定了当时的政局和人心，支撑着赵宋王朝的残局，更防止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对宋王朝的重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孟皇后在赵构称帝后立即撤帘，功成身退。但不到两年时间，她又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再度垂帘听政。宋高宗赵构即位后，并没有领导广大军民抗击金兵侵略，而是一直南逃，这激起了广大军民的愤怒。于是在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兵变，请孟后垂帘听政，改立皇子。开始孟后不肯，说：“自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贯起边事，致国家祸乱。今皇帝无失德，止为黄潜善、汪伯彦所误，皆已逐已。”但苗傅等坚持改立皇子，孟后又说：“今强敌在外，我以妇人抱三岁小儿听政，将何以令天下？”无论他们如何恳求，孟后都不答应。但宋高宗觉得事情已非常紧急，于是“诏禅位元子”，孟后无奈，只得再次垂帘听政。大臣朱胜非等为麻痹苗傅等叛党，请孟后在召见大臣讨论大事时，仍然请傅等上殿，以使他们放松警惕。于是孟后每次召见苗傅等人，都“曲加慰抚，傅等皆喜。”孟后还秘密召见从苗傅军中脱身的韩世忠的妻子梁氏，“勉令世忠速来，以清岩陛。”梁氏很快到达世忠军中，转达太后旨意。韩世忠等人于是带兵到达京师，使兵变平息。孟后喜曰：“吾责塞矣。”于是下诏请宋高宗回宫复位。孟后的两次垂帘听政，虽然时间都较短，但是却使得政权由北宋向南宋平稳过渡。这两次听政都是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政局演变变化莫测的情况下实行。孟后作为宋王朝的精神领袖，当仁不让地主持大局，保护赵宋王朝，为宋朝政局平稳演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宋高宗吴皇后是宋代后妃垂帘听政的特例。吴后“颇知书”，“益博习书史，又善翰墨”。她仅仅垂帘听政一天，却使得宋光宗和宁宗两朝内禅平稳完成，不得不使人叹服。说到光宗与宁宗的两朝内禅，就不得不提到宋孝宗和光宗的矛盾。宋孝宗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禅位于太子赵昚，也就是光宗。光宗即位后本该孝顺孝宗，努力治理国家才对，但是他却听信皇后李氏的谗言，与孝宗关系日益恶化。李后曾请立自己的儿子嘉王为太子，但遭到孝宗的拒绝。李后便怀恨在心，在光宗面前挑拨是非，“谓寿皇有废立意。”光宗“遂不朝太上”。后来光宗生病，并且病“益增具”，“政事多决于后”，“后益骄奢，封三代为王，家庙逾制，卫兵多于太庙。后归谒家庙，推恩亲属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门客，亦奏补官。”而光宗却无力制止李后这些放肆的行为，这引起大臣们极大的不满。绍熙五年（1194年）六月，孝宗病死于重华宫，光宗不能“亲执丧”。此时，宋光宗的所作所为已大失人心，宰相赵汝愚“谋内禅，立宁宗”。吴后在大臣们的请求下，先“代行祭奠礼”，不久便“寻用枢密赵汝愚请，于梓宫前垂帘，宣光宗手诏，立皇子嘉王为皇帝。”“翌日，撤帘”。这实际上就是废掉光宗而改立宁宗。吴后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促成了皇位的顺利交接，使得光宗后期严重的局面得以缓和。

（二）辅佐皇帝，治国安邦。

为了稳定政局，安抚人心，宋代后妃在垂帘听政期间必须任贤用能，勤于政事，爱惜百姓。曹后垂帘听政初期，即“散遣修京城役夫，减皇城觇卒，止禁庭工技，废导洛司，出近侍尤亡状者。戒中外毋苛敛，宽民间保户马。”而哲宗孟皇后“性节俭谦谨，有司月供千缗而止。幸南昌，斥卖私绢三千匹充费”。在宋代垂帘听政的后妃中,当属宋真宗刘皇后的政绩最为显著。

乾兴元年（1022年），年仅13岁的宋仁宗即位，真宗刘皇后奉遗诏“军国重事，权取处分”而垂帘听政。刘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正是由于她的聪慧、警敏，使她在真宗朝时，就经常帮助真宗处理朝政。“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闱事有问，辄傅引故实以对”，“天禧四年（1020年），帝久疾居宫中，事多决于后”。正是有了这样的磨练，使得刘后垂帘听政后，能更好地辅佐年少的仁宗，治国安邦。史称：“太后称制，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刘后听政之初，首先着手破除真宗后期的两大弊政:埋葬天书和裁减冗费。宋真宗后期尊神崇道，做出迎接天书，泰山封禅等既渲染封建迷信，又劳民伤财的事情。真宗死后，刘后决定把真宗引以为傲，社会却深受其害的天书随同真宗一起埋葬,“己卯，命以天书从葬”。此后，真宗后期弥漫于朝野上下的迷信狂热受到遏制。天圣元年（1023年）正月癸未，刘后“命御史中丞刘筠、提举诸司库务薛贻廓与三司同议裁减冗费”。她还带头节俭，“常服絁繻练裙”，“内外赐予有节”，而且“罢诸营造之不急者”。在明道二年（1033年）九月丙申,刘后“出金银器易左藏缗钱二十万，以助修内。”此外，刘后的政绩主要表现在：

在政治上，主要是惩诫贪官、提倡廉洁和煞裙带风。

惩诫贪官：在天圣元年（1023年）十一月颁布了《诫告贪污诏》，“用申戒告，以儆群伦。”在天圣五年（1027年）十二月丁亥，下诏：“百官宗室受赂，冒为亲属奏官者，毋赦。”天圣七年（1029年）三月乙丑，“诏吏受赇，自今毋用荫。”明道二年（1033年）春二月丙午，“诏仕广南者毋过两任，以防贪黩”。刘后通过多次颁布法令来告诫和约束官员们的行为，给他们敲响警钟，一旦贪污，决不姑息。

提倡廉洁：一次，大臣刘绰想用“粮千余斛，乞付三司”，刘后问他：“卿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乎？此四人岂因献羡余而进哉！”（所谓羡余是指一些官僚将额外盘剥来的赋税献给朝廷，以求升官。）

煞裙带风：一次，她对大臣们说：“卿等可尽具子孙内外族亲姓名来，当例外一一尽数推恩。”大臣们很快把自己的亲戚姓名上报。刘后得到这些名单以后，“遂各画成图，粘之寝殿壁间，每有进拟，必先观图上，非两府亲戚姓名中所有者方除之。”她的目的就是想要打破当时官场中盛行的裙带风。她还在天圣元年（1023年）十一月颁布的《约束文武臣僚子弟诏》中申明：大臣子弟“必当奉循法理，祗畏官箴”，如果他们胆敢以身试法，必当严惩，决不徇私。天圣三年（1025年）五月己酉，又下诏：“禁臣僚奏荐无服子弟。”她就是要以此告诫官员必须奉公执法，不能以权谋私和徇私枉法。

此外,刘后在天圣七年（1029年）闰二月癸丑，“置理检使”来讨论军国大事，财政得失等。并在这年的三月癸未，“诏百官转对，极言时政阙失如旧仪，在外者实封以闻。”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她还在明道元年（1032年）七月辛卯，“以门下省为谏院”，“置谏院自此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