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与商朝的关系

日期：2022-06-14 编辑：hez 来源：网络

随着三星堆六个祭祀坑的考古挖掘，三千多年前一个古老而发达的文明再一次呈现在世人面前，三星堆文明也再度登上热搜，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最近官方对三星堆遗址经行的挖掘，考古队确认了三星堆祭祀坑年代，3、4、7、8号坑都为商代晚期。

三星堆与商朝的关系

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既有如黄金面具这样的别具三星堆风格的文物，也有鼎、尊、爵等商朝传统风格的文物。众多商代风格的文物出土，在推翻了上世纪以来的殷商时代不可能与四川发生联系的结论之余，又提出一个新问题：商朝与三星堆文明所代表的古蜀国到底是什么关系？

商周交替之际，天下风云变幻，形成了两大势力集团对抗，蜀国参与了周人集团。根据史书记载，“牧誓八国”分别是庸国、蜀国、羌国、髳国、微国、卢国、彭国、濮国，蜀国排在第二位，属于反商积极分子。蜀国参与武王伐纣，那么是不是代表商蜀关系极度恶劣？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关于古蜀国的记载高达67次，记载了商朝与古蜀国的交往历史。

商蜀关系的第一阶段：战争

商朝中后期，古蜀国走出四川，向外扩张到了汉中等地，于是与商王朝爆发了战争。在汉中城固宝山遗址中，考古发现大量古蜀国风格的三角援戈等，表明古蜀国已经扩张到了陕西汉中地区。

甲骨文卜辞：“口寅卜，壳贞：登人（召集士兵）征蜀。口寅卜，壳贞：王登人征蜀。丁卯卜，壳贞：王敦岳于蜀。”

不过，甲骨文中的征蜀卜辞仅有八例，数量极为稀少，也没有记载征蜀的战果如何。与之相比，甲骨文中对土方征讨卜辞有90余条，对工口方征讨次数高达240余条，历时长达四年，战争非常激烈，武丁数次征集部队，不仅派妻子妇好出征，还曾亲征工口方。所谓工口方，甲骨文中是工字与口字的上下组合成一个字，字库里没有这个字。

通过征蜀与征土方等的对比可知，商朝与古蜀国的战争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双方比较克制，冲突并不激烈，属于小规模的局部的短期战争，这为接下来双方友好接触打下了基础。

商蜀关系第二阶段：接触

所谓不打不相识，可能彼此都觉得难以征服对方，于是双方关系进入第二阶段，甲骨文卜辞显示商朝多次派使者访问古蜀国，蜀人也曾访问殷商：

甲骨文卜辞：“癸酉卜，我贞：至蜀无祸。辛酉卜，录贞：至蜀无祸。甲寅卜，臣子来蜀（蜀人来访）。癸巳卜，贞：旬在蜀。”

商人出访古蜀之前，需要进行一番凶吉祸福的占卜，“至蜀无祸”就是占卜认为没有危险。除此之外，还有“在蜀”、“于蜀”、“至蜀”等的残存文词，表明商蜀放弃了战争，双方开始友好沟通。

关于商蜀接触的甲骨文卜辞，数量高达35条，占与蜀有关的卜辞总量的一半以上，表明双方进行过较长时间的接触磋商，最终蜀国成为殷商的友好国家。

三星堆考古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发达的文明，青铜技术不输于同时代的商王朝，加之山高路远道路险峻，商蜀双方又没有实质性的利益冲突，因而商王朝可能衡量之后，决定双方还是以和为贵。

商蜀关系第三阶段：友好国家

之所以说商蜀关系友好，不是藩属或附属，而是相对平等的盟友关系，通过甲骨文卜辞中的这三类记载可知。

其一，卜辞中的“巳，贞：毕以津于蜀乃奠”、“辛巳，贞：毕以津于蜀乃奠”，意思是商朝使者到蜀国之后还要举行祭祀。

其二，卜辞中的“贞：蜀受年”、“贞：蜀不其受年”、“贞：蜀不其受年，二月”，所谓问蜀国能不能“受年”，就是问能不能获得丰收。商王祭祀祖先神灵时，询问蜀国能不能丰收，可见其地位的重要性。甲骨文卜辞中，能成为商王卜问受年之国，往往都是极为亲密的盟友，因此蜀国应是殷商眼里的一个远方的友好国家。

其三，商朝对藩属国、诸侯国，往往会使用“呼”、“令”的命令字眼，同时这些国家也会向商王进贡，卜辞中有“呼取郑女子”、“虎入百”、“竹入十”、“先致五十”等，但与蜀有关的卜辞中，不仅商朝对蜀国语气相对比较平等，而且既没有纳贡、也无军队接受商朝调遣的记载，表明古蜀国与商朝关系较为平等，这就为蜀国后来背叛商朝埋下了隐患。

由上述分析可知，至少殷商时代，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国，就已经与中原有所交往，并与殷商王朝建立了比较友好的关系，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的众多商代文化风格的青铜器也证实了这一点。但由于山高路远，导致这种联系极为松散，古蜀国与商朝都保持了各自的独立性。

在最新对三星堆遗址的挖掘中，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以及新发现六座“祭祀坑”的整个发掘工作实现了跨领域联合、多学科融合，40家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数字化服务等单位联合攻关，考古学、历史学、物理学、化学、古生物学、古地质学、古环境学等多个相关领域学者近200人参与现场发掘、科技考古以及文物保护等工作，确保高质量考古工作水平发挥。

解决多年争议确认了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

考古队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除5号坑和6号坑年代稍晚之外，3号坑、4号坑、7号坑、8号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切文化联系，3号坑、8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3号坑、4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3号坑、7号坑、8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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