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食盐的贵重(2)
盐业专卖始于春秋时的齐国，始推行者是管仲，但到秦朝和西汉初年，盐业专卖实际上是废除了。汉武帝想增强国力征服匈奴，于是采用大盐商东郭威阳的意见，从元狩四年（公元前118年）起在全国实行盐业官卖制度——成品盐由政府定价收购、设官贩运，实行专卖。
唐肃宗宝应六年，盐业进行了“改革”，政府把生产和零售权都交给商人，政府只控制批发这一环节。食盐专卖管控最强的时代，是从唐玄宗开始的。唐代中期，唐玄宗开始败家，导致财政赤字，君臣一起想方设法生财创收，于是食盐国营又被提上了日程。但唐中期后的食盐国营制度，和以前有很大不同，叫做“榷盐法”。
所谓“榷盐法”，是指食盐国家专卖制度，由以前的官运、官销制改为就场专卖制。也就是说，盐民生产食盐，政府低价买来，再高价卖给商人，由商人运输到政府指定经销店贩售。这样，政府不但控制了食盐的货源，也掌握了食盐的批发环节。
据史料记载，在唐朝时期，盐政的税收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中央实际总收入的五分之二左右，成为当时唐朝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正是因为官府的垄断经营，又催生了一个特殊人群——私盐贩子。为了追求一夜暴富，历朝历代都不乏私盐贩子。唐朝最著名的盐贩有王仙芝、黄巢等人。
黄巢一家三代都是私盐贩子。贩私盐在唐朝是死罪，但是利润奇高。作为私盐贩子，黄巢家里并不缺钱，所以在百姓因为吃不上饭而造反的时候，黄巢造反更是一种借机获取更大利益的策略。公元881年1月16日，黄巢在长安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大齐。两年之后，他就从皇帝宝座上被赶下台。
而元末更是典型，朱元璋起义的经费大多是私盐贩子提供的，就连他的对手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也都是私盐贩子出身。可以说，封建历史上的元末农民起义，基本上是一伙私盐贩子在争夺江山。
为了化解官商之间的矛盾，让利于“民”，从宋代开始，又实行了“盐引制”——即商人花钱购买盐引。
能有资格取得“盐引”的盐商，都是与官府关系密切的大盐商，他们靠向官府纳税——购买盐引（《宋史·食货志》：“盐引每张，领盐116.5斤，价6贯。”），从而取得了全国盐业的垄断经营权。因为是垄断经营，所以，大盐商们都是朝野巨富。比如苏州，许多私家园林的建造者，都是富甲一方的大盐商。
到了清代，盐引成为满清大肆套财的手段之一。雍正初，康熙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国库空虚，清王朝的户部，以大量印盐引来补充国库。乾隆六下江南，就接见过当时的“八大盐商”，仅在扬州一地，徽州盐商的资本就相当于当时国库存银的一大半。
盐商为什么如此有钱？并不是因为他们垄断着全国的盐业市场，而是由于盐引的存在。据《清朝野史大观》:“乾嘉间，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百万家产还是“小商”。
乾隆三十年，乾隆皇帝南巡至扬州，扬州盐商花几十万两白银为他修建行宫，又修葺大虹园（今称瘦西湖），供其玩赏。一日乾隆游湖，曾对“边上的人”感叹:“盐商之财力伟哉！”
被乾隆表扬过后仅仅3年，新任“盐政”查账，发现在他之前的二十年里，“盐政”的宫吏们私自“超发”盐引，从中克扣、提留“引银”竟达一千多万两。乾隆大怒，许多官吏和徽州大盐商都被抓捕至北京问罪，其中包括纪晓岚（纪晓岚给时任两淮盐运使的亲家卢见增写了一封特殊的信，里面只有一包盐和茶叶，暗示老大要查盐了）等知名“要员”。纪晓岚因此受到牵连，而被发配新疆。
这就是著名的“两淮盐引案”。“两淮盐引案”后，为了消除盐业“引商”们的暴利进而改革《盐法》，改“纲盐制”为“票盐制”，对持有盐引“窝本”的庄家与大户课以“重税”，新式盐引被称为“盐票”，价格随行就市，以此打破盐业的垄断与专营。
“票盐制”实行以后，盐价“暴跌”，作为“庄家”的大户盐商纷纷“崩盘”。盐商们交不起朝廷规定的重税，又没生意可做，于是家产被“抄”；屋舍园林，一律“罚没”；家族子孙，流离失所，甚至外出乞讨。“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红楼梦》语)，正是当时十分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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