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三光政策是怎么来的(2)
1941年7月，冈村宁次接替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扬言“要在4个月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为此，他纠集日军5个师团、6个混成旅团的大部和伪军共7万余人，用其在朝鲜和东三省的“剿共”经验，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大“扫荡”，其规模之大、频率之高、手段之狠毒，都是空前绝后的。
日军在“扫荡”中惨无人道地推行“三光政策”，制造了多起惨案，甚至灭绝人性地施放毒气，进行细菌战，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的长城沿线，制造了东西长350余千米、南北宽40余千米的无人区，如1941年1月，日军血洗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村，一次集体屠杀群众1300余人，焚烧房屋千余间，1942年5月至7月，在对冀中区的大“扫荡”中，日军残杀、伤害、抓走群众高达5万多人，当时的华北地区，呈现出“无村不戴孝，处处是狼烟”的惨景。
“三光政策”给华北抗日根据地带来惨重的损失，最困难时根据地面积缩小1/3，冀中、冀南、冀鲁豫、鲁中、冀鲁边等抗日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有的还变成了敌占区，人口也由5000万锐减至2500万，八路军由40万减至34万，敌后抗战进入到极端困难时期。
1941年7月7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在第二版刊登了朱德总司令撰写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第四周年》一文，指出：“敌后经济的特点，是敌人的封锁和毁灭政策。在封锁方面，则隔断我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隔断城市与乡村的来往，在毁灭方面实行其‘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口号，这种经济上的封锁摧残，其为祸之烈，在敌后方显然比我后方要厉害得多。”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对“三光政策”最早的正式表述。
这一时期，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太行版)《晋察冀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我党我军主要报刊的社论、评论、消息，以及中共中央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不断出现“三光政策”这一用语，并做了更形象、更具体的描述与揭露。如1942年1月15日《解放日报》第三版刊登的《敌寇在华北的强化治安运动》一文指出：“所谓‘三光政策’就是敌人每次‘扫荡’我根据地时，常挨村洗劫，将男女杀光，东西抢光，房屋烧光，造成一片焦土，使我军民无法安居，形成所谓‘无人区’。
在实行‘三光政策’时，日军特别注意对生产工具与牲畜之破坏与掠夺，企图根本摧毁生产，以饿死军民。”“三光政策”作为侵华日军野蛮凶残、奸淫烧杀、抢劫掠夺、无恶不作的代名词，为抗日根据地军民家喻户晓了。
在战后日本出版的刊物及书籍中，也出现了“三光政策”这一用语，如《百科事典》《广辞苑》等均收录了“三光政策”一词，并解释为“日华战争中，日本实行的残酷的非人道战术，是中国的叫法”。
综上所述，“三光政策”是在百团大战后，侵华日军有组织有计划地实行带有战略意义的极其恶毒的政策，妄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战斗意志及物质基础，进而霸占全中国的阴谋计划的组成部分。
然而，作为推行“三光政策”的急先锋、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冈村宁次，在其战后所著的回忆录中竟然无耻狡辩，诡称：“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节，向司令部全体高级军官作了训示，首先朗诵明治天皇所作诗句‘国仇固当报，仁慈不可忘’，然后带领大家高呼‘灭共爱民’，在那以后，我认为贯彻爱民方针至关重要，又提出了‘戒烧、戒淫、戒杀’的标语训示，这条标语并非出自我的发明，而是借用了清军入侵明朝时的禁令。”俨然将自己装扮为“三光政策”的反对者。
尤为甚者的是，冈村还倒打一耙，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三光政策”的无情揭露污蔑为“日、中的共产党把我的三戒标语篡改成‘冈村宁次的可杀、可烧、可抢的三光政策’大肆宣传”，妄图颠倒黑白，欲盖弥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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