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忆义和团：扶清灭洋者对联军作乞怜状
梁启超在《革命驳议》中讲到：“拳匪之乱，其先之帕手持刀，树扶清灭洋之旗者，其后联军入京，即相与持顺民旗作乞怜之状”。孙中山评价义和团为“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毛泽东亦认为其为“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
中学历史教科书总伴随着一种“缺憾”：有些历史事件受制于复杂的因素，往往会被简单化。义和团运动即是明显的一例。在课堂内容的设置上，用经典的学术研究来填补被遮蔽的历史，是消解缺憾的一种方式。
有关义和团的研究，美国汉学家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将两部经典著作融合到课堂教学中，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尤其是后者，启发我设置了以“义和团评价的流变”为主题的课程。
柯文的著作考察重点在于“(古代的)故事与(当下的)历史之间的互动”，作者剥去了有关义和团历史叙述的层层外衣，让我们看到历史学家重塑过去历史的复杂性。受此启发，我选用了三类史料，呈现三个层次的“历史”，给学生更多的思考。
第一个层次是作为亲历者(包括造反的团民、清廷官员、传教士和外交官等)的历史。不管是团民认定的要赶尽杀绝的“大毛子”、“二毛子”，还是山东巡抚继任者毓贤称赞的“正义与和谐的民兵”，抑或是流传甚广的有关传教士的荒诞谣言，亲历者都从自身的立场出发，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当时历史情境下的某些历史侧面。
第二个层次是在义和团事件结束之后，后来人对亲历者的史料进行辨析、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和定性。这部分讲述，介绍了经典学术研究的观点，也提及了梁启超等人的评价。如梁启超在《革命驳议》中讲到：“拳匪之乱，其先之帕手持刀，树扶清灭洋之旗者，其后联军入京，即相与持顺民旗作乞怜之状”。孙中山评价义和团为“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毛泽东亦认为其为“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
第三个层次的历史是：被改造和利用的义和团运动。比如在特殊历史阶段，义和团成为“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
经过三个层次的历史解释，看似把义和团运动复杂化了，但是经过不同观点的争鸣后，弥补了历史教科书概述相对简单化的不足。用经典学术研究成果来丰富课堂，使历史教科书的面相更为丰满。多样化观点的引入不能够代替我们思考，却可以激发我们更深刻的理性认识：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如义和团)，必须把它放置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进行解释，进而把涉及历史事实的矛盾性、模糊性、复杂性揭示出来。相反，过分的民族悲情叙事无助于我们从历史中获得反思与教训。颠倒与混乱的历史认知，导致一种褊狭、封闭、狂热的民族主义，形形色色的愚昧就此在这片文化土壤上滋生。
在讨论互动的环节，我向学生提出一系列问题：历史是什么？为什么历史呈现出那么多的层次？难道落后就会招致挨打吗？时至今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学生的回答多种多样，但他们最重要的收获是对那些确定无疑的事件、概念、现象的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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