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封锁东北的原因(2)
乾隆初年，北京旗人的人口数量大幅度增长，他们当中许多人处于闲散游离状态。如何安置北京地区以及周边区域的这些旗人成为清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并非此时才出现，早在雍正四年，清政府就曾为了缓解京城闲散旗人太多带来的的压力而采取措施。雍正皇帝下令将部分京城旗人移居到热河屯垦。数十年后，乾隆年间，京旗“甚觉俗尚奢侈不崇节俭，所由生计日消、习晌日下而无所底止”。崇尚奢侈，拒绝节俭成为旗人生存的一大难题，京城旗人的生计艰难日益明显，朝廷自然甚至其弊病。
另外，随着清初鼓励汉族百姓移居东北的政策推进，发展到乾隆初年，东北地区的汉族百姓已经严重影响了当地的旗人的经济利益和传统习俗。将这一难题与上述问题结合起来看，如何解决这两个难题，直接决定了清廷对待东北汉人百姓的态度。
乾隆二年八月，舒赫德上书：“盛京、黑龙江、宁古塔（按，此处的宁古塔是指吉林将军辖地，而不是指宁古塔地方）三处，为我朝兴隆之地，土脉沃美，地气肥厚，闻其闲旷处甚多，概可开垦。虽八旗满洲不可散在他方，而与此根本之地，似不妨迁移居住。”舒赫德一并规划了迁移的具体细项，先是招募百姓，选择合适的地方开垦，再形成城镇，京旗进驻，最终使得京城旗人“家有恒产，人有恒心，然后再教以简朴，返其初风，则根本绵固，久远可计矣”。
这是清廷最早的一次，明确提出把京城旗人安置到东北的计划。其实，早在乾隆二年，舒赫德就已经在谋划此事，并确立了“以民养旗”“养教并重”的总统思想。这位后来京城旗人进入东北、择地开垦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此，乾隆五年所颁布的封禁东北的政令中，其实是暗含着将京城旗人安置在东北的意图。
从顺治年间开始，清政府先是默许汉族百姓进入东北，后来索性鼓励汉族百姓移居东北、开发东北。随着汉人百姓的大量增多，他们所拥有的土地也就逐渐增多。东北有着丰富的资源，因此与此同时，挖参与采矿活动也在日益繁荣。
虽然这类活动带来了经济上的进步，但是也对当地旗人的习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大清贵族因此十分不满。舒赫德在乾隆五年上书：“奉天地方关系甚重，旗人生齿日繁，又兼各省商民辐辏，良莠不齐，旗人为流俗所染，生计风俗不如从前，若不亟为整饬，日久人烟益众，风俗日下，则愈难挽回。”
乾隆年间，不论是出于安置京城闲散旗人的角度考虑，还是缓解东北汉人百姓与旗人利益、风俗对立矛盾考虑，清廷都必须要保护好东北旗人的利益，维护满人的传统习俗。这块“根本之地”已经深受汉族百姓介入，保护工作刻不容缓。因此舒赫德的建议，乾隆很快就允准了。
乾隆四年四月，奉天地区的米价快速增长，舒赫德上书：“天津、山东之船，多载闲人来沈，及回则尽船载米，不便一；海中岛屿，恐有无藉（籍）匪徒，往来日久，聚集滋事，不便二；奉属弁兵，有银无米，若每岁多去米谷，益行拮据，不便三。”
对于舒赫德陈述的这三条不便，乾隆帝并没有立即给出答复。不久后，舒赫德再次上书，表明盛京是满洲的“根本之地”，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地位。如今聚集的汉人百姓众多，占有的地亩也多。东北地方辽阔，物资充足，建议把这些资源留给旗人。舒赫德还说，即便旗人不肯耕种，剩余的土地还可以围圈起来，操兵围猎。通过舒赫德的建议，可见清廷早就对盛京土地的规划和所有权有了构想。
乾隆帝命舒赫德去往奉天，实地考察，很快，舒赫德就提出了封禁的建议。乾隆五年四月，舒赫德会同议政王大臣，提出了八条具体措施，来限制奉天汉人百姓的活动，整顿奉天风气，控制出关旗人。
当年九月，舒赫德再次补充。但看限制汉人百姓一方面，舒赫德就建议，限制关内的汉人百姓通过山海关，或者走海路商船进入盛京，不过，清政府对于前去做生意的人并没有限制。舒赫德还建议严格稽查奉天的汉人百姓，命他们半年内入籍，否则半年内回归原籍。另外，奉天汉人百姓不可以私自挖参采矿，否则会受到清廷严厉的处罚。
这些规定可以说是非常全面，从那之后，再进入东北的汉人百姓不再受到政府的保护，成为流民一类。不久后，这些政策蔓延到吉林、黑龙江和东三盟地区，整个东北出于封禁状态。这些规定保护了东北地区旗人的利益，确保了满人对东北土地、草原、森林、珍稀动物的拥有权，为了其民族传统的沿袭。
总的来说，封建东北并不是乾隆一朝形成的政策，而是综合前朝规划、结合当时的国情需要而制定的政令。虽然封禁东北保护了满人贵族的利益，方便了清皇室的统治，但是这一措施延缓了东北的资源开发，最终导致了东北地区长期人口稀少和边防不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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