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清王朝的“托孤”重臣反成了清廷的催命郎中?
哪位清王朝的“托孤”重臣反成了清廷的催命郎中?面对革命军的凌厉攻势,清政府队中有人故意罢赛,如那桐,更有队员消极比赛甚或踢假球,如袁世凯、徐世昌,于此形势下,清皇室焉能有不下课败北之理?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王学斌,原题:日记里看革命:徐世昌与那桐同作清廷掘墓人,节选
而徐世昌这边,则继续充当“卧底”。可笑的是,清皇室居然依旧蒙在鼓里,先是破例赏赐徐世昌入值用膳之特权,后又授予他太子太保之殊荣,大有托孤之意。孰料徐并非妙手神医,实为催命郎中。
辛亥年间,徐世昌、那桐二人同为内阁协理大臣,其职务相当于今日的国务院副总理,堪称位极人臣,高居权力之巅。不过,这两位朝廷大佬得以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与一个人的提携密不可分,他便是袁世凯。
1911年5月8日,清廷颁布内阁官制,徐、那二人同被授为协理大臣。二人接旨后,反应竟极为一致。徐于日记写道:“蒙恩授为内阁协理大臣,时艰任重,拟具疏恳辞。”那亦然,“具折恳辞内阁协理大臣差事”。其实二人此举,既非自谦,亦不是唯恐难以胜任,实乃欲逼迫皇室请袁世凯出山。好在摄政王载沣坚持己见,不准请辞,二人之谋划遂未能得逞。
不过袁世凯又岂是“池中之物”,终有复出的一天。武昌首义爆发后,举国响应,清廷顿时方寸大乱。于是徐、那二人再度活跃起来,他俩联合奕劻,四处散播“唯有袁世凯方能收拾残局”之论调。载沣出于无奈,只得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主持大局。孰知袁世凯奉诏后,却故意徘徊观望,以“步履维艰”为借口迟迟不赴任。这可急坏了徐、那诸人,徐急忙微服出京,到彰德劝袁出山。关于此事,徐在《韬养斋日记》中只字未提,既可见该行动极为隐秘,也反映其城府之深。
眼见时机成熟,袁世凯不再蛰伏,接受任命,独揽大权,其与徐、那二人的来往便愈加密切,这在二人的日记中颇有体现:
十月初四(11月24日)在慰廷(袁世凯)宅早饭。午后访琴轩,谈。
初五(11月25日)在慰廷处早饭,访琴轩。
初六(11月26日)到慰廷处,晚饭后同访琴轩,久谈,夜归。
(以上为《那桐日记》)
三人私下里过从如此频繁,定当有要事相商,恐多半与篡权阴谋有关。更堪玩味的是,自从11月26日夜里与袁、徐二人密谈后,那桐便称病不出。起初只是请假十日、十五日,后来干脆续假二十日,直到清廷覆亡。同时,期间袁世凯“派卫兵二十六人来家常川守护”。可知那桐此举实乃与袁、徐密议之结果,其告病养疴是假,免责避祸是真。
而徐世昌这边,则继续充当“卧底”。可笑的是,清皇室居然依旧蒙在鼓里,先是破例赏赐徐世昌入值用膳之特权,后又授予他太子太保之殊荣,大有托孤之意。孰料徐并非妙手神医,实为催命郎中。正是他忙前忙后,打通关节,袁世凯逼清室退位的计划才得以顺利进展。甚至在溥仪的退位诏书上,徐也做了手脚。据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爆料,退位诏本由张謇起草,徐世昌后又偷偷加入一段: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面对这一旷古巨变,徐世昌在日记中仅有一句记载:“今日奉旨宣布共和政体,组织临时政府。”一周后(即壬子年正月初一),那桐则于日记里写道:“昨日呈进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赏还。风定天晴,气象甚好。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江山易手,王朝灭亡,徐、那二人非但没有痛心疾首,愤恨萦怀,反而一个轻描淡写,一个满怀喜悦。可见清廷在他二人心中之分量,实在是微不足道。
辛亥之政局,如同一场清廷与革命军对垒的足球赛。清廷教练组即满清皇室,队员乃以袁世凯、徐世昌、那桐为首的一干重臣。面对革命军的凌厉攻势,清政府队中有人故意罢赛,如那桐,更有队员消极比赛甚或踢假球,如袁世凯、徐世昌,于此形势下,清皇室焉能有不下课败北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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