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日记反映史馆百态
晚清日记虽汗漫零散，但可以从具体细微处彰显史馆势态。官修史书仅在修纂官下罗列修纂人员姓名，日记则记录了史馆制度、纂修人员的感受、修纂过程中的矛盾等鲜活史料。
与官方档案和其他私人史料相比，日记史料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具有比较独特的价值。晚清日记蕴含着丰富的宝藏，其中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翁心存《翁心存日记》被誉为“晚清五大名日记”。这些日记成于知名学人和官员之手，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年，记事范围广泛。其他人的日记，例如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董文涣《岘樵山房日记》、何刚德《春明梦录》、那桐《那桐日记》等，也记录了晚清社会文化某方面的情态。以上日记的主人大多曾在翰林院或各部任职，参与编纂各种官修史书，熟悉史馆制度的利弊得失。这些日记保留了史馆修史过程中全面系统、生动具体的细节和势态，也留存了大量官修史书成书后各方的反应。
阅读和征集制度较为完备
从唐代开始，设馆修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设馆修史必须订立严格的章程，才能保证修史效率。晚清史馆众多，常开之馆有国史馆、起居注馆、方略馆等，例开之馆有实录馆、圣训馆、则例馆等，阅时特开之馆有会典馆、各国政艺通考馆等。这些史馆制定了相关章程、规则、凡例、条例，并在修史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史料征集制度。兹以实录馆为例，介绍晚清史馆的稿本阅读和史料征集制度。
实录成卷后，先呈监修总裁、稿本总裁恭阅。总裁凭借丰富的修史经验加签注，指明有待修改之处，发回初修史官修改。比如，《翁心存日记》对《清宣宗实录》的稿本校阅制度有细致生动的记录。翁心存对《清宣宗实录》恭阅本、黄绫正本的校阅工作，秉承稿本总裁的职责，历寒暑不易，勤勉忠诚地完成有关工作。咸丰元年（1851）正月十一日，当收到实录馆收掌官递送的“恭阅本三册”，翁心存次日即对签条进行审核，并于三卷中加签，提出修改意见，“卷一、二、三，共六签”。咸丰二年五月八日，翁心存“校恭阅本三册。鹤溪（卓枟，字云木，号鹤溪——引者注）所纂者殊多舛漏，穷日之力始得竣”。在日记中，翁心存仔细记载恭阅情况达90多处，反映出他对恭阅制度的坚守和认真负责的精神。
实录编纂必须征用诸种原始史料，因此史料征集制度对实录编纂具有重要影响。文宗实录开馆后，实录馆广泛征用中央及各级政府金匮石室史料和档案库的原始档案。诏谕、奏疏、御制诗文集、朱批史料、起居注等，都是编纂实录的史料来源。实录修纂过程中，纂修官可以实录馆的名义，行文朝廷各衙门，将其所奉上谕及折奏本章档案、则例事件并所有应用各项书籍及新修则例、自行奏准更改添裁一切规条原折等，均具清册移送实录馆。翁同龢对文宗实录的史料亦十分重视，《翁同龢日记》载：同治元年（1862）十月，巳正到馆复辑书，凡记注、谕档、剿捕档、随手档、月折、朱批折、红本、史书、丝纶簿皆须手检，一月之书堆满几案。翁同龢还经常到实录馆书库查找资料，表明他对实录编纂相当认真负责。
再如国史馆的史料征集制度，既有中央各部门咨送的史料，还有地方官送呈的史料。前者在晚清史官日记中多有记录，后者以黄体芳《江南征书文牍》的记载最为详细。黄氏在任江苏学政期间，为国史馆征书颇费心血。他采取多种征书方法，为国史馆编写传记服务，对所属各地征集而来的书档进行整理分类，分三次向国史馆呈送书籍646部、事实册等180本。
修史人员考绩勤怠不一
考勤制度旨在督催在馆人员按时到馆编纂史书，有效推进史书编纂进度，是保证史书编纂效率的馆规。史馆规定：“赶办之法，在勤考课。考课密则勤，惰易稽，功效日见。”晚清史馆的考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官修史书的编纂，保证了修史质量。
修书各馆对考绩都很重视，国史馆、实录馆、会典馆、则例馆都有相应的“堂期功课档”、“月功课表”、“清档”等规定，记载馆中人员的工作进度，督促修纂人员按时完成纂书任务。比如，实录馆有严格的考勤制度，“凡总纂、纂修、协修、收掌、校对等官，毋令擅入擅出。每日到馆，勿使旷误，逐日画到，由提调官加押存查”。又对收掌、提调、监修、总裁等官的职责作了规定：“满汉本应派收掌官四员专司其事，逐日记明档簿，提调不时检查，至纂书体例及书内有应斟酌之处，并请监修总裁、总裁指示，纂修官与提调毋庸搀越。”
对于这些规定，有些人能坚持馆规，逐日到馆，晨入酉出。《翁心存日记》载，翁心存在担任实录馆总裁后，节假日坚持上班，例如，咸丰二年正月初六日，“又至馆拜提调以下诸公，遂回”。春节期间，翁氏仍然坚持去实录馆，拜会提调以下纂修人员，可见其忘我精神。其余如灯下校史、带病坚持校史等，日记中多有记载，反映了他对史馆考勤制度的严格遵守。再据《翁同龢日记》记载，翁同龢也严格遵守馆规，体现了他对实录编纂的敬业精神。例如，咸丰五年，“馆事益繁，每日赴馆赴署，几不暇给。归侍大人，秉烛理案牍，漏三下，乃入室披书，或课一文，或习书，久而安之，不以为倦也”。
不过，从晚清史馆的总体而言，史馆考勤制度虽严，但实际考勤的结果往往并不理想，且越到后期越严重。比如光绪时期的国史馆，总裁额勒和布指出：“是以光绪十五年至十九年考课，所有誊录员数不及往届四成之一……若不设法鼓舞，实属竭蹶万分。”《翁同龢日记》在记录光绪会典馆时亦言“汉股无一人来者”。这些记载反映了晚清史馆荒怠考绩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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