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交易的底线:戊戌变法中的袁世凯
为纪念戊戌变法115周年(2013年),新浪历史特邀请五位历史学家,共话戊戌变法的成败得失,还原115年前那场变法前后的权力角逐、理念碰撞。用那个时代、那些人的故事,来指引我们对百年来中国政治变革的反思。以下为学者李刚接受新浪历史采访的第二部分,谈戊戌变法中的袁世凯。
新浪历史:请您谈谈对在戊戌变法中的袁世凯的评价。
李刚: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与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共同隶属于直隶总督荣禄之下,并称北洋三军。
从变法观念上来说,袁世凯的主张与维新派非常接近(在立宪、议会制度以及对孔教的认可观念上肯定有区别)。他与康有为在政治上都属于活跃分子,虽然级别差别不小,但甲午之后,彼此有相互需要的基础。在1895年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后,袁世凯已经注意到康。当年康有为的第四次上清帝书,便是由袁世凯递交督办处(但是荣禄没有收)。强学会成立之时,据梁启超回忆:“袁公收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袁一个人的出资占到强学会最初募集额的近一半。)并且有证据表明,袁世凯的重要政治盟友——徐世昌在此时充当袁与维新派的联络人。此后徐致靖给光绪皇帝呈上的《保荐袁世凯折》就是康有为代拟:“臣闻新建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项,赏罚至公,号令严肃”,袁世凯从三品按察使升为二品候补侍郎就是维新派推动的结果。据毕永年回忆,袁世凯对维新派是做过全力以赴的政治承诺的。由此可见,康、袁的接触是有长期背景的,维新派尽力保举袁世凯、袁世凯在军事上尽力保证维新派的安全,这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政治交易关系。
并且在谭嗣同面见袁世凯之前,也有其他人先期赴小站进行了沟通,甚至袁克定也参加了会谈。
与维新派走近就是靠近当今皇帝,而光绪帝是合法的皇帝,袁世凯无论从自我利益出发,还是政治伦理上,都有充足的理由说服自己与维新派合作。
但是,他有他的合作底线:对自己的政治生命没有负面影响。这个底线是撕毁与维新派合作协议的附加条件。这一点双方也心知肚明。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充当了怎样的角色?目前以下说法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承认:袁世凯向慈禧太后自我表功的《戊戌日记》系事后 “补记”,其告密其实发生在慈禧决定发动政变之后,而非之前,他在天津对荣禄的告密,已经来不及成为初六日早晨政变的导火线。杨崇伊的奏折才是慈禧政变的第一功臣。而初六上谕也只是拿办康有为,而非“康党”:“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如果慈禧得到袁世凯“围园劫后”的告密,一定会在诏书中体现出来,使她的政变会变得更加名正言顺。而事实上,到了八月初九日才有了新旨:“张荫恒、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因为袁世凯的告密,抓捕范围扩大,戊戌六君子于八月十三日未经审讯即被处决,在第二天宣示的罪状中,有“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等语。
其实,以上是旁证最多的一种说法,但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历史细节的谜,便是历史的魅力之一。
戊戌之变,无论是对袁世凯本人,还是对整个中国近代史,都有深远的影响,正如恽毓鼎在 《崇陵传信录》所说:“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帝国的天空,当需要改革的清风时,清风不能来,天地便是一片革命前夜的浑沌:上层无休止的逐权,下层无休止的杀伐。在历史面前,皆为无知者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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