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迁善所：中国最早的“劳教所”(4)
——在所五六十名计之，每日巳、酉两时，给饭二餐，米各七合。茶薪蔬菜，日以十六文为限。此外，委员薪水，司事、管役工食，及寒衣、病药，撙节行之。通年约钱二千串。能筹息款或劝业捐，尤可经久。
——进所后，询其向习何业，各因其所近，酌量改令操作学习。巧者画扇，拙者糊冥洋，织草履，打草绳。前者为师，后者为徒。勤者准其尽先保出，惰者威以夏楚。所得手艺工资，以三成归其在所添补之用，以七成存。俟出所发还，以便作本营生。
——在所果能安分习业，洗心滌面，如有亲族、师友具保者，不论久暂，准其保回。如无保人而欲出所者，必非安分之徒，立予责惩，以儆效尤。惟既能痛改前非，且有余资作本，或可望做好人，以副大宪、天地、父母之心。尚有可虑者，出所之后，捕保藉有成案嫁祸攀害，不但尽堕前功，且恐牵累保人。又恐保人串通贿保，仍行夥窃，并须互立惩治规约，以善其后。
在随后制定的《续拟章程》中，又补充说：
凡进所者，窃贼之外，兼羁土棍。如府、县暨保甲局将前项犯事之人录供，札移到所，应由委员将其姓名，年貌，籍贯，住址，向习何业，有无父母、伯叔、兄弟、妻子及在省亲友，并有无明损暗伤，是否带病等情，逐一讯验明确后，察看其人强悍、柔懦，督同司事分拨宽、严号舍安置。
从以上章程看，杭州的迁善所虽然是民办的，但是官方的色彩很浓，如罪犯“或由县发下，或由段巡送来”，显然，决定关押对象的权力在官方，而非创办迁善所的民间人士。掌管迁善所的委员也是由官方任命的（参见1901年4月9日《申报》）。此外，《续拟章程》说：“凡进所者，窃贼之外，兼羁土棍”。显然，窃贼是罪犯，而土棍的认定则全凭地方官主观认定了。如杨乃武就是因为“扛帮讼事”而被认定为土棍，关进了杭州的迁善所。
更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浙江巡抚刘秉璋向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推荐杭州迁善所的奏折中说：“凡无业游民、讹赖匪徒、掏摸小窃各犯，由府、县暨保甲局审明，并无重情者，即送该所收管”。这就是说，即使你没有犯罪，但只要你是没有职业的游民，对社会有潜在危险，也可以抓你进迁善所进行劳动改造。
对照现代劳教所关押的两类人犯（一是属于轻微违法行为，够不上刑事处分的人；二是根本就没有违法，而是被官方认定为对社会有潜在威胁的人），光绪五年出现在杭州百岁坊巷的迁善所，才是真正具有“劳教”色彩的机构，所以，笔者认为它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劳教所”。当然与现代劳教所也有一些不同，那就是现代劳教所完全是官办的；晚清杭州的迁善所则是官方与民间慈善机构合办的。
（原载2015年第四辑《杭州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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