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巡抚这两个官职，明清两朝有着天壤之别
总督和巡抚这两个官职，相信诸位都有一定的了解，作为封疆大吏它们在地方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过最早的总督、巡抚却和我们想象中有明显的差别。
督抚制度源于明朝。明初，官制承袭元制。在地方上设置中书省，但改行省丞相为承宣布政使。布政使的权力远比行省丞相的权力小，元朝的行省丞相凡是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大事无不统领，而明初的布政司只管民政和财政。司法、刑狱则由按察使负责，军事方面则由指挥使管理。
明朝的布政使、按察使、指挥使并称“三司”，彼此不相统属，省内的重大事务都需三人合议，上报朝廷请旨。明太祖朱元璋实行的这种地方分治制度，就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出现内轻外重的局面。但是“三司”并列的制度由于权力分散，互相推诿，于是总领地方的督抚制度便应运而生了。
明朝最早派出“巡抚”是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派出太子朱标巡抚陕西，考察秦地山川形势，慰劳父老子弟，并考虑在那里建都。值得注意的是，朱标此行虽是“巡抚”地方，但他的使命只是考察建都，并非管理地方，这与后来的督抚制度没有任何联系。
到了建文和永乐年间，朝廷才派出以管理地方为目的的巡抚。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派吏部尚书蹇义、礼部尚书金纯等26人分赴各省，“安抚军民，询查利病”。但是蹇义等“巡抚”仍是临时差事，并不在地方长驻。
宣德年间（1426-1435年）巡抚才成为由中央派往地方的长官，真正成为了封疆大吏，于谦、周忱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著名巡抚。总督的设置要比巡抚晚，景泰年间设置了长驻的两广总督，这也标志着总督制度的形成。
明代的总督、巡抚虽然是地方大员，但是在《明史》和《大明会典》中却不把他们列为封疆大吏，而是编入都察院系统，这是因为督抚是由中央派出的廷臣，并兼有都御史、副都御史的头衔，事实上长驻地方的督抚们已经是管理地方，定性为封疆大吏应该没有疑义。
清朝沿袭了明朝的官制，在地方上设总督和巡抚，督抚制度也更加成熟。总督是管理一省、两省或三省的地方长官，文武兼管，并带有右都御史衔。巡抚是管理一省的行政长官，带有副右都御史衔。不过这种情况只是大概说法，实际上，清朝的总督和巡抚在职权上是比较难以区别的。
都说清朝重满抑汉，但是清朝初期在督抚的任用上却很开明，据统计，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共有督抚652人，其中汉军旗出身的295人、汉族229人、满族125人、蒙古族2人、不明出身者1人。
从这组数据来看，清朝前期，地方督抚以汉军旗和汉族人居多，满人只占有19%。历史证明，清前期多用汉人出任督抚的政策是对的，它对于巩固满族对全国的统治起了积极作用。
这种局面到了乾隆的时候被打破，当时满汉矛盾进一步缓解，汉族地主阶级的力量逐步加强，面对这种形势，以乾隆为首的满族最高统治集团为了维护满族亲贵的利益，在任用地方督抚上一改前朝的做法，尽量不用汉人和汉军旗人，而多用满人。
乾隆对其父雍正重用汉族督抚不以为然，他曾评论雍正帝最信任的几位督抚说：“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皆皇考所称许者，其实文镜不及卫，卫不及鄂尔泰。”其中所论三人只有鄂尔泰是满人。
乾隆在地方军事和行政上实际也是多依靠汉族官员，但在赏赐和升迁时却很慎重。如在平定金川之乱时，主要依靠的是岳钟琪、杨遇春、杨芳等汉族将领，而重赏的却是满人傅恒等人。在乾隆朝汉人出任督抚的极少，官至布政使和按察使的也不多，以至于有人评论说：“汉人仕外官者，能渐至两司，则已为极品矣。”
嘉庆帝和道光帝继承乾隆的做法，仍然多用满族督抚，但汉族督抚的比例有所增加，而且有影响的地方大员都是汉族督抚，如阮元、贺长龄、林则徐等，都是一时风云人物。这个时候任用汉人督抚已经不是为了缓解满汉矛盾了，主要是因为汉人督抚更为能干。
到了晚清，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清王朝的中央权威大大衰落，权力重心逐渐向督抚倾斜。特别是咸丰朝，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需要，咸丰效仿嘉庆的做法，谕令各地办团练，一批团练首领乘乱而起。
其中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被清廷授予总督或巡抚，这些汉族督抚的崛起，不仅增加了督抚的数量，而且形成了督抚专制的新体制，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势力膨胀的督抚们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晚清的政局。
在到后来大家就更清楚了，民国时，这些督抚们相继演变为各地督军、军阀，割据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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