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济的历史沿革(2)
在近肖古王的统治时期，百济的疆土包括西朝鲜(除了平安北道和平安南道)的绝大部分。由于与倭国(日本)统治者持续的亲善关系，百济得到了日本的物资和军事援助。也是在这个时期，大量的日本皇族和学者来到百济进行教育和文化交流，这样的例子包括在奈良(部份学者认为是以百济词"王国"命名的城市)由百济移民设计和建造的两个奇观，宝塔和木结构寺庙法隆寺。许多百济王族和贵族成员与日本皇族通婚也是被广泛承认的，即使是明仁天皇也承认这个事实。据《续日本纪》记载，桓武天皇的母亲高野新笠是武宁王的嫡系子孙，而明仁天皇是桓武天皇的后代。
在那个时期以后，百济在高句丽持续的南向军事威胁下撤退，公元475年,首都被高句丽的侵略军所蹂躏。这次入侵后，百济迁都熊津(韩国忠清南道的公州)，与新罗签订对抗高句丽的军事合作条约。
大多数朝鲜三国的地图都将百济的疆土画成包括今天韩国的忠清道和全罗道。这是百济熊津时期和泗沘时期的核心地域。韩国历史学家宣称在这一时期百济还曾短暂在中国(南朝宋)的辽西地区有过疆土。(根据南梁·沈约等人编著的南朝宋书，列传 夷蛮 东夷百济国 高丽略有辽东 百济略有辽西 百济所治 谓之晋平郡晋平县。)
晋平郡晋平县是南朝史书记载百济在中国东北辽西地区建立的建制县。但基于历史记载，中国北方氐族人苻洪(前秦)，慕容鲜卑(前燕)和拓跋鲜卑(北魏)在自公元350年 (东晋永和六年、百济近肖古王五年)至490年(北魏太和十四年、百济东城王十二年)间，柳城、北平一带设立建制，并有效地进行治理，而百济的国土也从没有出过朝鲜半岛。晋平县应更有可能是传抄错误。此处之"辽西"应为"浿西",浿西在一条河流的西边，较之辽河，大同江更应该接近事实。而大同江上的平壤城在同一时期被百济有效控制，并可能成为地区海运的中心。 大同江以西晋朝的平壤郡(县)。被讹传为辽西晋平郡晋平县。还有人认为可能实质上反映的是一个或若干百济移民集团徙居辽西的情形。甚至，这个集团掌握了一定的政治实体，是个有相当独立性的政权。这个政权对故国的亲近程度远高于大陆朝廷。于是百济使节在向南朝介绍风物的时候，会提及流民曾在辽河以西有个居民点，被夸大称为"略有辽西"。
公元538年,圣王移都泗沘(的扶余郡),并重新巩固了皇权，把他的王国重建为一个强大的政权。从那时起，改国号为南扶余(因为百济将扶余国当成他们的发源地)。
泗沘时代正值百济文化的全盛期，以及佛教的发展期，佛教、工匠、工艺品和皇族习俗一同传入了日本。
武宁王的陵墓，尽管按着中国拼镶砖墓的形式建造并受到中国进口物品的影响，也包括了许多百济传统的随葬物品，如金制冠饰，金制耳饰。墓室习惯也按照百济独特的传统。这个陵墓被认为是熊津时代的代表性墓葬。
从扶余郡百济王陵园的古代佛教寺庙出土的豪华的金铜大香炉(백제금동대향로)被认为是百济文化的精髓，鲜明地展示了百济成就的巅峰。百济文化的创造力和卓越可以从香炉的顶部纹饰上的精巧和优雅的莲花造型,辉煌和美丽的砖的图案,陶器风格的流畅线条的魅力，和流畅和优雅的碑文书法看出。佛像上微笑的佛的面庞，华丽却优雅的百济宝塔显示了这种创造力与佛教的关联。
公元七世纪中叶，随着新罗在朝鲜半岛中南部的影响力的增长，百济开始失去了他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最终，公元660年，唐高宗派苏定方联合新罗渡海发动了对百济的攻击，百济首都泗沘最终被攻陷。整个战争持续不到10天。唐派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但其却意外地死亡。中文资料中记载唐朝派兵10万，朝鲜史料中记载为13万。
百济遗臣鬼室福信致书日本，拥戴故百济王送予日本作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为王，并要求日本派出援军支援百济复国。在鬼室福信以及日本援军的努力下，一度收复数个郡县。然而鬼室福信功高震主，在执得的谗言下，怀疑福信有意谋反，将之处死。新罗得知百济王斩己良将，于663年和唐刘仁轨协商，在白江口之役破日本援军，百济平。公元672年，新罗反唐，吞并百济故土。百济王族禅广(善光)留日本，其孙子在日本传百济王统。
百济将许多中国文化融入到自身的文化艺术中。佛教在百济的文化中有很强的影响。与高句丽和新罗不同，百济的佛像总是带着微笑，散发着温暖的气氛。百济同时也受到道教的影响。 541年，南梁曾派技工到百济使中国文化在百济泗沘时期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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