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渊如何处理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
对唐朝这一新生政权如何处理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李渊有着清醒而明确的认识。他汲取了隋亡的教训，认为历代之所以对周边化外之民采取“怀柔”“羁縻”之政策，是因为华夏与四夷各自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其文化存在着明显差异。故这一政策貌似消极却颇有实效。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李渊确立了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对周边国家一视同仁，避免冲突，为李唐政权的巩固与建设赢得了时间。
唐朝羁縻制度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在唐朝军事力量笼罩之下的地区设立的羁縻州、县，其长官由部族首领世袭，内部事务自治，并进行象徵性的进贡，但是负有一些责任，如忠於中原政府、不吞并其他羁縻单位和内地州县，以及按照要求提供军队等等，实际上中原政权将其视为领土的一部分，文书用“敕”；一种是所谓的内属国，如南诏、契丹等，一般封为都督或郡王，有著自己的领土范围，但是其首领的政治合法性来自於中原政府的册封，不能自主，中原政权将其视为臣下，文书用“皇帝问”；一种是所谓的“敌国”和“绝域之国”，如吐蕃、日本等，虽然可能亦有册封，然多为对现实情况的追认，其首领的统治合法性并不依赖中原政权的册封，中原政权的文书多用“皇帝敬问”。
突厥
自北周以来，突厥汗国势力日盛，控弦百万。唐初，突厥为了称霸中原，极力扶植操控各种中原政权，如窦建德、刘武周和梁师都等割据势力来提高自身的地位，这成为了唐朝的心腹大患。李渊为了恢复经济，休养生息，选择对突厥称臣，以求得和平的外部环境。
《通典》卷197《边防十三》：此后隋乱，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陵中夏。迎萧皇后，置於定襄。薛举、窦建德、王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僣尊号，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之有也。
高丽、新罗与百济
唐朝建立后，与东北地区的高丽（即高句丽）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来往。高丽荣留王高建武登基后，主动向唐朝示好，自武德二年（619年）起，多次派遣使臣赴唐朝贡。李渊奉行以“和”为主的外交政策，与高丽确立了宗藩关系。唐与高丽曾相互遣返了隋朝与高丽作战（参见词条三征高句丽）时的战俘。武德七年（624年），高建武遣使臣入唐请求颁历，次年（625年）请求学习佛教礼法。
面对高丽的热情，李渊采用“以夷制夷”的方法，一面遣刑部尚书沈叔安册封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公、高句丽国王，并同时册封了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从武德四年开始，百济就遣使朝贡）。同年再封新罗真平王金白净为上柱国，封乐浪郡王、新罗王。他对三国一视同仁，达到了牵制高丽，稳定边疆的目的。武德九年（626年），高丽封闭了新罗和百济到唐朝的道路，多次侵犯两国，新罗、百济上报唐朝。李渊派员外散骑侍郎朱子奢前去调解，三国纷纷上表谢罪。当时唐朝地位不稳，无力插手朝鲜半岛的三国事宜，采取了中立的态度。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高丽频繁派使臣入唐，接受唐的册封，引进唐朝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双方关系十分密切，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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