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统治时期的经济制度
劝课农桑，厉行节俭
隋末兵乱迭起，致使田亩荒废，百姓饥馑。天下统一之后，李渊便下《劝农诏》，要求州县牧宰对民众“明加劝导，咸使戮力，无或失时”。随后，唐廷相继颁布一系列诏令，以辅助农业生产，如《罢差科徭役诏》《申禁差科诏》等。通过此类诏令，唐朝将“蠲减徭赋”“不得差科”等作为日常化管理制度予以确立。为避免臣民因沉湎酒醪欢娱而大行屠酤，造成不必要的社会资源浪费，导致耕牛数量减少，李渊发布了《禁屠酤诏》以提倡节俭、禁行屠酤。总的来说，这些措施有力保障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全唐文》卷1《禁屠酤诏》：酒醪之用，表节制於欢娱；刍豢之滋，致甘旨於丰衍。然而沈湎之辈，绝业忘资；惰窳之民，骋嗜奔欲。方今烽燧尚警，兵革未宁，年穀不登，市肆腾踊。趣末者众，浮冗尚多。肴羞曲糵，重增其费。救弊之术，要在权宜。关内诸州官民，宜断屠酤。
为了避免征求不息使百姓不堪重负，李渊以身作则，厉行节俭。为节约财政开支，减轻隋末以来京城寺庙道观因结构庞大、人员芜杂造成的资源浪费，李渊诏令澄清释迦、阐教。有感于隋炀帝的巡幸过度，遍建离宫，广采民女，糜费繁恣的情况，他还颁教将“驰道所有宫室，悉宜罢之，其宫人等，并放还亲属” 。
经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措施的颁行，武德年间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全唐文》卷1《罢贡异物诏》：逸游损德，昔贤贻训；玩物丧志，前典格言。西旅献獒，召公於是作诫；东齐馈乐，尼父所以离心。隋末无道，肆极奢靡，内骋倡优之乐，外崇耳目之娱。冠盖相望，徵求不息；公私扰遽，徭费无穷。朕受命君临，志在俭约，日旰忘食，昧爽求衣。纂组珠玑，皆云屏绝；雕琢绮丽，久从抑止。其侏儒短节，小马庳牛，异兽奇禽，皆非实用。诸有此献，悉宜停断，宣布远迩，咸使闻知。
《全唐文》卷1《罢放栎阳离宫女教》：大业已来，巡幸过度，宿止之处，好依山水。经兹胜地，每起离宫，峻宇雕墙，亟成壮丽。良家子女，充牣其间，怨旷感於幽明，糜费极於民产。替否迭进，将何纠逖？驰道所有宫室，悉宜罢之，其宫人等，并放还亲属
赋役制度
在赋役制度方面，李渊主要延续了北魏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又实行了租庸调制。
武德二年（619年）二月，李渊初定租、庸、调法。当时因战争而未真正实施。随着天下一统，社会形势渐趋稳定。李渊于武德七年（624年）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调法”，开始在全国推行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是一种以人口为基础，以土地为载体的赋役制度，从国家角度讲，它为征税提供了一个颇具操作性的执行标准，在唐代前期扩大并稳定了国家税收，有力促进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从民众角度看，它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户负担。由此可见，李渊在位之时创立的租庸调制适应了隋末唐初现实社会，成为唐代前期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
《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之制：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丁男、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赋役之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佣，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獠之户，皆从半输。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三户共一口。凡水旱虫霜为灾，十分损四已上免租，损六已上免调，损七已上课役俱免。
币制改革
唐立国之初，仍然沿用汉代以来通行于世的五铢钱。武德四年（621年）七月，为整治混乱的币制，李渊废隋钱，效仿西汉五铢的严格规范，开铸“开元通宝”，取代社会上遗存的五铢。时人认为“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一度使“远近甚便之”。贞观年间仍继续沿用开元通宝，高宗时一度改铸新钱，最终复行开元通宝。开元通宝的使用，使唐代货币保持了长期的统一与稳定。它在钱币铸造的形制、重量上成为唐代乃至后世各朝铜钱的范本。
《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唐）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公元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钱文由书法家欧阳询书写，面文“開元通寳”，形制仍沿用秦方孔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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