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神奇的分界线
中国地上的坐标系
在中国古代的版图上,曾经存在着两种无论生活方式、还是宗教信仰都截然不同的两个文明—长城以南的农耕文明和长城以北的游牧文明。
长城以南就不用介绍了,我们今天课本里学到的王朝历史,主体就是长城以南的农耕民族。而在长城以北,居住着几乎是农耕民族的死对头—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以匈奴人为主,他们自诩为草原的主人。匈奴单于冒顿曾说过一句名言:“太阳在哪里落下,哪里就是我牛羊的草场。”他们拥有无与伦比的适应性。据《史记·匈奴传》记载:匈奴“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以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这种不同的生活和认知方式导致了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和长城以南的农耕民族长达数百年的冲突和鏖战,我们今天的格局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两个文明长期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400mm等雨量线
在中国历史上,秦朝的疆界大体上是沿东北大兴安岭以南、华北平原燕山以南以及秦国的发祥地黄土高原以东的农耕区域划分的,作为秦国的标志性建筑,秦始皇万里长城同样也是沿着这条东北高、西南低的国界而修筑。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占尽了雨水充沛、土地肥沃的华夏土地资源,展开了史无前例的中央帝国的经营。
长城的走向是如何确定的呢?今天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根据秦始皇长城的走向,我们发现它其实是十分有规律地沿着一条地理学上的400mm等雨量线的位置修筑的。这条东北高、西南低的等雨量线,实际上正是我国暖温带与中温带、半干旱地区与干旱地区、平原丘陵与荒漠草原等的一条自然分界线。分界线的东南部受太平洋及印度洋的季风影响,年降水量超过400mm,而分界线以北则由于受季风影响较少使得降雨量稀少。
由于地理及气候因素,这条分界线以南成为了华夏族传统意义上的农耕区域,而分界线以北则是游牧及牧业生产的传统区域。400mm等雨量线,既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天然划分,又是长城这座人为建筑的修建依据,是发生在华夏土地上地理、历史、人文有机结合的历史地理文化现象。
在这条分界线上,人为的分割与天然的分界完美合一。而它使中国万里长城蒙上了一层更为神秘、更具探索性的色彩。秦始皇万里长城之后的汉、明两条万里长城的基本走向,也大体沿着这条等雨量线的位置修筑。
这种地理格局使分界线两边聚居了各自适应当地自然条件而生存、生产的两大类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农耕区域内,耕者有其田,群居村落,男耕田女织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相对稳定而有序的生活。与此相反,游牧区域的游牧者则过着“逐水草而居”的迁徙生活,在马背上游荡四方。
理想状态下,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从此便可井水不犯河水,长期共存……但事实上,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的差异,又使得两大经济区域的经济运作及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生产及生活资料的供求矛盾常常会引发出相关的民族矛盾与民族纷争。这种纷争有时会对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产生极大的冲击波和破坏力,中国历史上,多少“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故事,都是农耕民族与匈奴等塞外民族大打出手导致的悲剧。
世界上最伟大的墙
正所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强大的秦国在统一中原之后,剩下的任务就是维护安定统一局面。在秦始皇看来,既然无法把匈奴赶尽杀绝,唯一的办法,只能建筑一道隔离墙,防范他们对中原的干扰和破坏。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秦国强大的暴力机器在建国之初把匈奴赶到了大漠深处,然后沿着北部疆界修建起一道煌煌万里的隔离墙,以为在这道伟大的墙的保驾护航之下,可以使匈奴无奈地蛰伏在原始的巢穴中,不敢再越雷池一步,而秦国千秋万代的统治者们则可以在中原大地高枕无忧。
说起来,秦始皇无意之中成就了长城的另一种意义。长城的走向,除了鲜明的地理特征外,还带有十分深邃的民族地域划分问题。当然,我们今天看来,“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两边是故乡”,生活在长城两边的各个民族,虽然隔段时间便打个死去活来,但归根到底是华夏土地上共同生活的大家庭成员,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是这个土地上两种并存的生产方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长城,无形中充当了这种文化结合的纽带。
秦始皇没有料到的是,万里长城可以阻挡匈奴的南侵,却不能保障秦始皇的大秦江山。“卒秦者,秦也。”秦王朝真正的厄运不在与之相比弱小的匈奴,而是既能载舟也能覆舟的百姓。嬴政崇尚武力、推行强权,在剪灭六国时如此,在秦国建立后治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横征暴敛、劳民伤财的强权政治过程中亦是如此。长城的修筑,以及咸阳宫、秦皇陵等巨大工程的修建,动用数以百万的劳力,还有朝廷苛暴的徭役征赋,苛捐杂税,导致民不聊生,天怒人怨,以至于国人揭竿而起。
所以,长城固若金汤又怎样,嬴政你根本从一开始就没看清真正可怕的敌人在哪里。在“天下苦秦久矣”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先有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后有刘邦、项羽的反秦武装斗争,斗争的焦点均为反抗秦王朝的暴政。公元前207年,经营了15年的秦王朝在阴险恶毒的赵高和昏庸无能的秦二世手里终告覆亡。
秦王朝就这么灰飞烟灭,秦始皇与秦二世,早已化为茔土。但是,秦始皇在华夏土地上开创的“大一统”民族治国方略,却从此成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不可阻挡。秦代创建的中央集权统治模式,在汉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充分的落实,并成为了后世历朝历代中央王朝行政的楷模。
而秦始皇长城也开了历史先河,使千百年后一直存在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文化及武力对决有了一种新的模式。长城的修建影响了历代中原王朝对国家战略防御的基本指导思想,后代的中原王朝政权似乎一直未有超出这种防御形式的桎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长城往往充当了统治阶级分割、限制两大民族自由交往及民族融合的主观意志和战争工具。而长城在历代的武装冲突和民族文化演变中,成了中原统治阶级的一道围墙。
几个关键点
在生产力水平发展缓慢的时代,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为了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无不是通过战争掠夺别人的地盘来实现其族群发展壮大的需要的。
不同的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耕民族,只要有一块土地便可以世代居住,若没有如自然灾害、战争等灾难,人们是不会背井离乡的。而游牧民族恰恰相反:一旦该地的草场由于牲畜的啃食而缩小或荒芜,游牧者就必须在部落首领的带领下,整个部落一同迁徙,寻找下一处适于生存的草原。因此游牧民族对于土地的渴望要明显大于农耕民族,在其身体中流淌的血液,也带有更强悍的野性。在战场上的对抗,也就具有了一定的优势。
在冷兵器时代,军事防御体系十分重要,长城、关隘、城防构成了中国古代冷兵器时代一个重要的防御体系。
长城其实很早就修建了,但是最有名、现今还存在的主要是明长城。明代除了重修以前的长城外,还在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区,形成所谓的“九边”,即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等。这九边就是明代与游牧民族战争的前线,是明代国防的关键点。
还有一类关键点就是关隘,关隘的作用主要是作为交通枢纽和在军事上控制出入。在历史上,有过许多著名的关隘,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关隘的得失往往关系着重要战争的胜败,甚至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下面就是一个个著名的关隘:
潼关,战国秦汉以来一直为兵家必争之地,位于今陕西潼关县,古代名为桃林塞,是关中的东大门。据史载发生于潼关的战争达40余次,其中有名的大战十余次。比如公元756年,唐将哥舒翰统兵20万镇守潼关,玄宗听信杨国忠谗言,迫使哥舒翰出关作战,结果被反军安禄山打败。安禄山占据潼关西进,唐玄宗仓皇西逃。而元朝末年,朱元璋攻破潼关,从而安定陕甘。
玉门关,汉武帝设置的通西域的重要关隘,东南离敦煌80公里,历史上军事征战不断,留下了“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愿将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等名句,供我们去追忆往昔的沧桑岁月。太初元年,武帝听说大宛贰师城有善马,非常想获得大宛善马改良中原马种,于是命期门郎车令携千金及金马前往大宛交换。大宛王毋寡勾结位于其东边的郁成王拦路截杀车令等人,尽掠财物而去。消息传到长安,武帝怒不可遏,立即任命宠姬李夫人的弟弟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属国骑六千人及各郡国不法少年数万人征伐大宛。李广利率军出征走的就是玉门关,后来失败也是退回到玉门关。可见玉门关的重要战略地位。
大散关,位于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为历史上控扼秦蜀交通陈仓栈道的咽喉之地。宋代宋金之间也不断在大散关附近征战,陆游有“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诗句流传至今。宋孝宗乾道八年,陆游在南郑参加王炎军幕事,与之积极筹划进兵长安,曾强渡渭水,与金兵在大散关发生遭遇战。
山海关,位于河北秦皇岛市东北,是中原地区与东北地区的交通咽喉,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战争都发生在山海关。比如李自成与吴三桂在山海关决战,起初,大顺军势如破竹,所向无敌,把吴军围得水泄不通,吴三桂几番突围均未得逞,已到山穷水尽地步。正在这危急关头,清摄政王多尔衮突率14万大军从侧翼夹击李自成,李自成战败,清兵入关,最后入主中原。
雁门关,在山西西代县西北20公里处,是山西北通游牧民族的重要关隘,历史上有关雁门关的征战颇多,战国时赵国李牧,汉代李广、卫青、霍去病,宋代杨业,明代李自成等都曾在雁门关一带攻战。
除了这些关键“点”,还有一些区域“面”也经常成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争夺的焦点。
比如幽云十六州:自从后唐节度使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之地献给辽国后,其一直就是宋国的梦靥。
幽云十六州为险要之地,易守难攻,无幽云十六州,导致中原王朝赤裸裸地暴露在北方少数民族的铁蹄下。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赵光义移师幽州,试图一举收复燕云地区,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展开激战,宋军大败,宋太宗中箭,乘驴车逃走,两年后疮发去世。
比如秦岭淮河及长江一线,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南方和北方的地理分界线,此线的南面和北面,无论是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方式,还是地理风貌以及人民的生活习俗,都有明显的不同。这儿水流众多,来自北方的骑兵往往由优势变为劣势,进攻暂时停顿下来,和南方形成对峙的局面。南宋建炎四年三月,在宋金战争中,宋军就与金军在黄天荡(今南京东北)进行了一次水战,并大败金将完颜宗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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