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也有“暂住证”
桐城阮大铖，为什么被人当作怀宁人？较为公允的比喻，就是一张非官方的“暂住证”，甚至就是私家名片。说到“暂住证”，很多朋友可能很有点火气。弄一这么破玩意，得给人交钱，请人吃饭，再享受若干次犯罪嫌疑人的政治待遇，审审核核，贴上照片，盖上章章……总之，你比较受累，我比较同情。
对这个问题，民主精英们有很奇怪的看法，比方说什么居住自由啊，公民想住哪就应该能住哪等等。一上坛子，很多愤青跟着灌水。要说民主、自由吧，基本算个好东西，要不也不会有许多长辈都赶集式地“先烈”掉了。现实较之理想往往冷清也冷静——就算允许你想居哪就居哪，你也不一定就能想居哪就居哪。人家打开城门同意你居北京，你也别以为高架桥上一挥手，潘石屹马上就开车过，陪着笑脸递上钥匙：四环，二十一层，您将就，笑纳……弄不起房子，你走下高架桥，寒风阵阵，你唯一涌现的灵感：这里果然是寒舍！其他的，你妹呀，你以为你跟北京城管是亲戚呢！
所以，我对暂住证的看法正好与精英相反——这是极能惠民的民生措施，量身你的经济待遇，定做你的政治待遇。某次上京城，与一客人交谈。客人问：“感觉咱北京咋样？”随行一哥们修行不足，跟上一句：“咱们放牛的那块地，适合办厂，你回去投资怎样？”客人掏出手机，边看边思索。饭毕，客人一边点钞，一边顺手点出一张塑封的暂住证。
暂住证，那是很多人民的风光！与很少人民的绿卡，并无二致。如果暂住证都混不上的，只有名片可供选择了。况且，名片的成本很低廉，宣传功效并不差，也没有四处找人的麻烦。上面写什么，只看自己的想象力。
——阮大铖的自我推介，用的只是一张名片。因为明朝官方核发他的身份证是桐城，怀宁官方尚没有发明暂住证，阮大铖只能自己找个打印社了。
民间的阮大铖籍属之争，梳理起来格外有趣。
正史的正统，是一种想象。正是由于《明史》的特别记述，才有乾隆年后的阮大铖籍贯争议不断，引发了桐城（今枞阳）、怀宁（今安庆市区）之说。《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中一句“万历四十四年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造成后世文史基本沿袭，当代学人亦竞相引用，使阮大铖原本不太复杂的籍贯问题，人为复杂化。《明史》为钦定正史，其“怀宁阮大铖”一说，今天再恢复本来面目，反而困难重重。
今天的怀宁县，又有阮大铖出生于该县江家嘴张阳山（今江镇镇江镇村）阮家老屋的说法，但该地仅有阮姓居住，并无史料佐证阮大铖在此出生或居住，且与史实中的阮大铖上辈的居住地相矛盾，故只能算是后人的一种附会。与文友谈起这些时，我给他念过一首诗：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是一首歪诗，也是一首名诗。文友的回答是，这是张英写的。张英，就是《明史》总裁张廷玉他爹，所谓“父子宰相”中的老“宰相”。
其实不是。明朝有个进士叫裴应章，有个状元叫舒芬，还有个刑部尚书叫毛恺，至少他们仨早书写过这首诗了。
为什么说是“书写”而不是“写作”？因为“六尺巷”是个真精神，明显又是个假故事，虽然真正的“打油诗”作者我也不清楚，但常理之下，科举登第的读书人，是从来不肖创作“打油诗”的！
《明史》成于乾隆初年，《明史》之前的地方史志，关于阮大铖籍贯的记载亦与不同。清康熙十二年版《桐城县志》中，则明确记载阮大铖为本县丙辰科进士。其后的《怀宁县志》亦载：“大铖实桐城人”。阮大铖籍贯所涉及的两县，那时的记载是完全一致。桐城房梦觉（今枞阳县白湖乡人）的《浮渡名胜志》，撰于民国年间。介绍到浮山五云岩时言：“关外有五云岩，岩在翠华之上。亦曰阮集之读书处，为明末邑人阮大铖读书所也。龙眠（桐城）昔多名臣、理学，以大铖附魏阉，故多讳之，常寄居皖城（安庆），故称大铖为怀宁人。”浮山五云岩，高八尺，纵十尺，横二十四尺。岩洞空阔，居高临下，可揽浮山之胜。题刻“阮集之读书处”， 长 1.6米，宽0.54米，字体为行书，至今尚存，书者吴中即当地明末人。依房梦觉的这段记载，阮大铖不仅是桐城人，而且还是被龙眠的名臣理学家们，为邑隐恶而排挤出县籍的。《浮渡名胜志》不属于官修，对这历史性的悬案难以为证。但作者是桐城人，所记之事当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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