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征羲和”与夏初夷夏关系探析(3)
但是，联系“胤征羲和”发生的背景，我们还发现，太康、仲康时期，王权实际掌握在后羿手里，夏王根本无力征讨羲和。而后羿窃取夏政权，以夷代夏，立足未稳，为何还要兴师动众，讨伐远在海隅的羲和部落？一种可能是后羿和羲和之间原本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内部矛盾，故而借机打击羲和的势力。问题在于羿刚刚夺得夏政权，和夏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怎能舍本逐末、舍近求远，长途奔袭打击羲和呢？于情于理恐难以解释。另一种可能如前文所述，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观象制历，敬授民时，初为部落联盟首领尧舜服务，继而为夏服务。在后羿代夏期间，作为夏的同盟国，羲和不听命于后羿，也许还利用手中观象制历的权利非议后羿的篡权行为，后羿于是假仲康之命派胤前往征讨，杀一儆百。正如清儒所说：“或谓羲和忠于夏，羿假仲康之命征之” ， 可能更接近于历史事实。
被国家列为“2000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江苏省连云港市藤花落遗址，发现了一处从北辛文化经龙山文化一直延续到岳石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7000－3800年，其内外城结构的龙山文化时期古城遗址，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史前城址中最典型的，对研究中国史前城址的平面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海岱地区的古文化和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令人困惑的是，该古城延续到岳石文化时期以后迅速走向衰落，直至废弃，时间上恰与夏初相吻合，或与后羿的征伐有关。
三、“胤征羲和”事件所折射出的夷夏关系
夏夷关系是夏初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夏朝建国后，伯益干启位，后羿、寒浞代夏，他们都是东夷首领，对夏朝构成了威胁，且一度取得了夏朝政权。学界论及夏初这段复杂的夷夏关系时，往往用“夷夏之争”来概括，形象地反映了夏初向东拓展和东夷西进过程中激烈而复杂的碰撞和斗争。但仅以“争”字来概括这一时期的夷夏关系，忽略夷夏“合”的历史史实，甚或将夷夏关系对立起来的观点似也并不全面。
“夷”原是指处在华夏周边的四方之民。《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所谓四夷，是指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商代也有商征夷的记载，但是此夷不在东方而在中原的北方，可见“夷”最初并不是特指东方之地或东方之民，自从《礼记·王制》有“东方曰夷”的论述之后，才把位于华夏东方的部族或其所在区域成为东夷。”夷”字后来有着轻视少数民族的意思，这是后世大汉族主义思想支配的结果。
先秦时期，非华夏族种类与分布状况十分复杂，据《古本竹书纪年》等古籍记载，从夏朝开始，中原的华夏族人士以空间距离为族类判别尺度，称周边民族为为”四裔”（同”四夷”），后来又出现”戎”、”狄”、”蛮”等名称。每一种名号的民族内部有着更复杂、更细致的分类，如《尔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此谓之四海”。夏代东方，居住着“九夷”族。《论语·子罕》也说：“子欲居九夷。”《后汉书·东夷列传》记：“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可见夏代东方夷人族群众多，未形成统一邦国，九是众多之意，非九支实指，实际出现的夷人并不止于此数，如还有势力强盛一时的淮夷等。
夏初时东夷之地邦国林立，支系甚众。既有许多东夷族群，又有夏同姓邦盟（姒姓）和异姓邦盟。如：有穷氏后羿本为夏之同盟，原居住在少昊之墟，后迁至今山东德州市附近；夏之同姓斟灌氏地望在今山东寿光、潍坊一带，另一同姓斟寻氏原在今巩义一带，后迁至潍坊；夏王相的妻子后缗氏，本也是夏的同盟国，与夏有联姻关系，在今山东济宁市附近；有仍氏，为后缗氏的娘家，夏少康长大后曾做过有仍氏“牧正”，地望在泰安市东平县等等。最初“大禹治水”，疏通黄河下游，使河水归于大海，治水所经皆东夷人居地，必然受到东夷人的支持。在治水过程中，“禹娶涂山女”，涂山女即东夷皋陶族。在“太康失国”这件重大政治事件中，有穷后羿是“因夏民以代夏政”，“夏民”之支持后羿，固然有太康“不恤民事”失去民心的因素，但后羿与夏的密切关系也是不可否认的。当年夏王相就躲在东夷腹地夏人的同姓斟灌氏那里，甚至一度“邑于纶”(山东济宁)，在夷人聚居区开辟新地。据《古本竹书纪年》：“（后相）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在打击东夷势力的同时，也与“于夷”、“方夷”等结盟。帝相、帝少康复国也是靠虞、鬲等东夷国家的大力支持而实现的。《后汉书·东夷列传》：“自少康以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可见夷夏之间在夏初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联系也十分紧密，始终处在一种互动和微妙的平衡关系之中。“王政脩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直至夏末夏桀逃亡仍以淮夷为目的地；商汤灭夏，“景亳之盟”主要是和东夷势力构建联盟，取得东夷势力的支持。成汤建国之后，商人东进，夷商文化的交流、互动关系达到空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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