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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新闻稿”的泄露为何导致明王朝覆灭?(2)

日期:2017-07-30 编辑:阿名 来源:网络

坏了议和的新闻稿

当马绍愉返回京师,将议和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呈送给他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陈新甲后,陈新甲因为着急上朝议事,就将信件随手放在几案之上,他的书童误以为是“塘报”(抄送诸臣的报告),未请示陈新甲就开始抄传,并拿到当时的政府机关报《邸报》上发表了!这一下可惹了大祸,本来是保密的议和经过,一下子被群臣百官览阅,朝野为之哗然,很多大臣纷纷上书弹劾陈新甲贪生怕死、妥协求全、私定议和条款。

崇祯皇帝极为愤怒,起初他还想袒护陈新甲,并不想追究他的大意泄密,还将大臣们的奏疏压下不发,希望不了了之。但舆论鼎沸,难以平息,迫于言论压力,一向以中兴君主自居的崇祯皇帝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在内心里不愿意给别人留下一个无法应付时局,向“蛮夷”低头的印象,感到议和是自己的耻辱,于是遂将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陈新甲,降旨责令陈新甲悔过。实际上,崇祯皇帝很信赖很赏识陈新甲,这个处分完全是为了平息朝廷中的舆论,就处罚来看,是十分轻的。

事到如此,虽然议和之事已经不能再提,但陈新甲若能识时务明哲自保,还是可以保全性命和官位的。然而陈新甲明显不够老练,他觉得议和自始至终都是在皇帝的指示下进行的,自己并没有在其中增添什么额外的内容,便有恃无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诩其功”,还引用皇帝给自己写的敕谕中的话语为自己开脱。崇祯皇帝恼羞成怒,终于下令将陈新甲处死。当年农历九月二十二日,陈新甲走上了西市刑场。

明崇祯十五年是农历壬午年,当年的明清议和因此被称为“壬午议和”。直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祯皇帝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惜这只能是后知后觉,已经于事无补、无法挽回败局了。

盲目自大的大明官僚

其实,明朝在与后金(清)的军事对峙中,不是没有看到议和的好处,也不是没有采取议和行动,但最终,议和却为自己所破坏,使明遭到后金(清)更大规模的进攻,终于一败而不可收拾。这是一种奇怪的结局,也是多种因素汇集的必然归宿。

明廷上下缺乏议和的大环境与气氛。明朝始终未给议和创造必要的条件,主持议和者包括皇帝在内从未展开有关议和大政方针的讨论,也未纠正一直批驳的一些模糊认识及错误论调,以统一朝臣的思想。相反,传统的所谓天朝大国不可冒犯的习惯思想始终占据上风。朝野上下一直坚定地认为后金(清)是国贼是凶寇,必欲大彰挞伐,翦除之,决不与其言和。所以议和伊始,便遭到不断的围攻和咒骂。议和被斥为“顿忘国贼”“损威辱国”“诅师养寇”,是“祸胎”,将“酿无穷之衅”。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主持议和的人无一不身负恶名:袁崇焕终以“谋款通敌”之罪被磔;支持袁崇焕的阁臣钱龙锡也以“密谋主款”之罪长戍不赦;杨嗣昌主持议和,弄得举朝哗然,群起而攻之;而陈新甲与清议和事暴露后立遭杀身之祸。这种攻击、反对议和的声浪持久不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任何正确的议和主张都难以畅行。如果说袁崇焕进行议和时,对“上章累累”的反对议和的呼声,尚能镇定坚持,并表示“不讳言”自己的议和主张,那么他身后的主张议和者在不断高涨的反议和声浪中就越来越不敢公开自己的观点了。

杨嗣昌本是坚定的主和派,他曾连续上疏阐述议和主张,坦率表明自己的“体国”之心。尽管他的议论剀切透辟,文情深挚感人,但却不敢也不能公开。当主战派攻击他“主抚”是订城下之盟,大唱出战高调时,他竟不敢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反而违心地加以否认,说“从无抚说,毋以长安蜚语陷人”,表现得十分软弱。在这种“议和即误国”的叫嚷声中,出现了“一日不战”便“流言四起”的局面,主和派一直处于被动、受误解、受谴责、遭围攻的境地。

明朝的政治家们在议和问题上大都缺乏冷静的思考,而存在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们始终放不下天朝大国那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架子,以为议和便是向对方乞和。

死要面子的崇祯皇帝

崇祯帝在议和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恶劣。

兵部尚书陈新甲于崇祯十五年与清的议和,完全是在崇祯帝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这是因为明王朝已被打得没有还手之力,“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但议和之事泄露后,明廷群臣激愤,以“堂堂天朝,何至讲款”交相攻击陈新甲,甚至将清兵入关杀掠,地主、官僚、兵丁狼狈逃亡、百姓流离失所,一股脑儿地算在陈新甲的账上。此时的崇祯帝,却马上换了一副面孔,“降严旨,切责新甲,令自陈”。最后又以陈“戮辱我宗藩”的罪名将其诛杀。崇祯帝采取这种杀替罪羊的办法,虽然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却又一次关上了本是由他授意打开的明清议和的大门。

而原本这扇大门另一边的皇太极,对议和还是抱有诚意的,他甚至已经初步划定了两国的边境线,只等明朝的皇帝点头,就可鸣金收兵,各安其政了。而边境一安,无后顾之忧的明廷则可以腾出大量镇守辽东的精锐兵力来对付农民起义。取出了辽饷,财政方面也可以在沉重的负担下略缓一口气,至少败亡时间可以后延几年,甚至可以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因为明朝在江南的统治势力一直很强。

然而这时的崇祯帝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他将为自己的出尔反尔和丧失议和时机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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