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之战:中国古代禅让制最后的捍卫战
《史记·夏本纪》记载: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戮汝。”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上述记载讲述的是夏启与有扈氏之间的一场大战,夏启攫取天下后,有扈氏作为禅让制的坚定捍卫者,兴义师,伐无道,与夏启战于甘之野,直至身亡国灭。《淮南子》赞曰“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此役之后,再无人能反抗夏启之淫威,“公天下”彻底转变为“家天下”。
甘之战
背景
三代(尧舜禹)以前,诸夏联盟首领一直在黄帝系中通过公推的方式稳定交接,并无血腥争斗(颛顼与共工的战争是由于共工对“绝地天通”政策不满所致,并非争帝位),重大政策也是通过议事会来决定。所谓禅让实际上就是公推制的带有道德光环的说法。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开始向后世的王权方向转化,小编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节点:
1)颛顼帝时,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如通过“绝地天通”收回各氏族首领代天施令的权力,首次使联盟首领彻底凌驾于氏族首领之上。但此时继承人仍然是公推方式,才干是最主要的考察方向。
2)随着大洪水对诸夏和东夷的威胁,两族因合作治水逐渐形成统一的政治联盟。但东夷与诸夏毕竟属于不同文明,其更倾向于推举自己部落的继承人,公推进一步掺杂了文明之争,变得更不纯粹,才干所占的比重进一步缩小。
3)随着生产力大发展,社会分化明显加剧,权力和财富逐渐成为追逐的对象,公推进一步变质,对权力的追逐腐蚀着公推的公正性。舜和禹的继位虽然名为“禅让”,但均有篡位之说流传,舜执政时对四罪的流放和杀戮明显带有权力之争的迹象,陶寺遗址显示的血腥冲突也很可能源于丹朱与舜的争权。
对权力的追逐使得联盟首领逐步强化手中的权力,到了禹后期,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已经和王权相差无几,史载禹涂山会盟时“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可见,此时的禹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王,而不再是过去的联盟首领,夏后氏也在禹的培植下成为联盟中最为强大的势力。
起因
正如后世曹操未篡汉一样,此时的大禹虽然权柄滔天,但仍然对公推制心存敬畏之心,因此仍旧按照传统通过议事会来推举继承人。此时四圣之一皋陶的亲属伯益(东夷人,一说为皋陶之子,但此说出现在东汉,不足为凭,据说《山海经》就是这位大佬写的)曾协助大禹治水,功勋卓著,威望远高于启,并且得到众多东夷部落的鼎力支持,因此顺理成章的成为下一任联盟首领。但是夏后氏的深厚根基和滔天权势显然激发了启的野望,其对联盟首领的位置同样虎视眈眈。禹死后,启立即发动了对联盟首领位置的争夺。夏后氏虽然实力强大,但伯益也有众多的支持者,因此双方斗争的很激烈,启甚至一度被拘禁。史载“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见于《竹书纪年》,这里有美化启的意味,但也说明了斗争的激烈)。但最终启技高一筹,杀死伯益,夺取了联盟首领的位置。
过程
对于甘之战,并无太详细的战争过程记载,只有开头的一篇讨伐宣言《甘誓》,通过该宣言可以粗略的了解一下战争形态。
首先,毫无疑问,这场战争的主力部队是战车,以至于檄文上专门提及战车部队,这也是史上最早的有关战车的记载。檄文中“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是对战车上的左、右、御三人所发布的命令,左主射,右主刺,御者居中驾车,三人要各司其职,同心戮力,“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战车
其次,这场战争可能打的非常激烈,而且旷日持久。《吕氏春秋》记载:夏后伯启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六卿请复之,夏后伯启曰:“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可见,按照《吕氏春秋》的说法,启并没有取得甘之战的胜利。
结局
对于有扈氏的最终结局,《史记》讲“遂灭有扈氏”,《吕氏春秋》讲“期年而有扈氏服”,《淮南子》讲“有扈氏为义而亡”,可见,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国的政治制度由部落联盟禅让制彻底转变为君主世袭制,开启了中国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
夏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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