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国变造成的影响
庚子国变彻底撕碎了大清王朝最后的遮羞布，使这场起源于义和团运动与己亥建储风波的战争，成为大清头顶上最为沉重的枷锁。庚子国变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五味杂陈的，负面影响极为深远，但在诸多负面影响之外，庚子国变使中国的民族运动方式，由暴力转向和平，从这一点来说，还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庚子国变造成的影响
一、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
自中国跨入近代以来，原先的天下观念被打破，许多中国人逐渐意识到，在 “天下中心”中国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国家，而且这些国家比中国还要强大。尽管民族主义在近代逐渐兴起，并成为中国近代百年历史当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一环，但民族主义稍有不慎就会演变成“民粹主义”，成为引发中外冲突的导火索。
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大约以1900年的庚子事变为分水岭。在庚子事变之前，无论是鸦片战争当中的三元里人民抗英，还是此后爆发的诸多民间教案，都是带有暴力色彩的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
至庚子事变时，义和团运动达到传统民族主义运动的顶端，他们对西方人与西方传入的事物采用无差别的排斥与破坏，这直接引发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入侵。而在庚子事变之后，民族主义运动则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开始向更加积极主动且理性的方向走去。
二、反教反洋到现代民族观念
中国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无论是民众还是官员，他们所持有的观点的是中国数千年来固有的“夷夏之防”。在他们看来，西方人都是“蛮夷”，既然是蛮夷，就很难保证他们在中国不会招惹事端，夷夏有别的观念压倒了一切，中外关系问题，就是中华民族与野蛮的西方人之间的斗争问题。
庚子之前的反洋教斗争十分频繁，因为西方人对中国的侵略与渗入，不仅表现在武力侵略与经济掠夺，还表现为文化渗透，比如大量的传教士来华传教。
传教士入华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早在明末即就有大量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但在清末，传教士却是伴随着西方人的炮火而来，在中国领土上颐指气使，对中国固有的习俗形成了猛烈的冲击，也由此引发了大量的反洋教事件。
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就是晚清数十年来反洋教运动的“集大成者”，这场本是地方上的反教风波，逐渐演变成一场席卷华北的巨大政治运动，后来又成为慈禧用来反对西方人干预其决策的工具。运动骤然而起，迅速发酵升温，后来又在西方人猛烈的炮火下迅速破灭，以闹剧式的结尾收场。
但在庚子之后，中国人对西方人的看法与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原先的夷夏之别与天朝观念虽然无法彻底抹除，但与之前相比，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西方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是世界的一部分。民族之间不再被被贴上优越或卑劣的标签。
三、争利权就是争国权
庚子之后，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主权”概念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指导理念，以维护国家主权为核心，以争取中国人固有的利权为重点，庚子事变之后的民族主义运动已颇具现代国家里，国民争取权益的特点与色彩。
当时有人就说：“列强雄雄来日方多，我国民无权利以抵抗之，地球狭小，其将可以拖足也。”中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路权”与“矿权”都是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路权即国权”，若能从洋人手中拿回本属于中国人的权益，就是造福千秋。
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在最初十年里，以民族资产阶级与地方绅商为主要力量，加上开明官员，中国出现了一波又一波反对列强侵害国家权益的争利权运动。无论是1905年的抵制美货与使用国货的民间抗争运动，还是此后官商民共同发力的拿回修筑铁路与开发矿产权力的“保路”与“保矿”运动，都不再像庚子年之前那样，以暴力手段盲目反洋。
尽管庚子前后，中国人所进行的民族主义运动有着巨大的差别，但并不能将前后两段历史完全分裂开来，1905年的抵制美货行为与义和团运动中的“排外”主义有很明显的前后关联，只是采用的手段与方式更加文明与和平。而义和团运动中所展现出来的中国不可被侮辱的“民气”，也被之后的中国人所继承，他们秉持着中国人主权不可丢、利权不可侵的刚毅态度，坚决与西方人进行抗争，展现出中国人强大的韧性与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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