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会昌灭佛，连带打击其他宗教，为何唯独没有取缔伊斯兰教？
唐武宗打击佛教的同时，也对祆教、摩尼教、景教等采取了措施，但为什么就没有取缔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原因其实很简单，即是唐代的伊斯兰教在传播过程中没有卷入的激烈的社会斗争之中，也没有与儒、释、道以及社会政治势力发生碰撞。而因为没有卷入“矛盾”才得以“保全”，应该成为对于后世的启示。
佛教从两汉时期传入我国，到现在已经两千多年了。在这两千多年中，佛教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曾和儒家、道教以及诸多宗教进行过多次激烈的斗争，历经了无数风险，但最终还是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周世宗柴荣。唐武宗灭佛就是指唐武宗在会昌年间的毁佛活动，佛教徒称这次毁佛运动为“会昌法难”。期间，大量的佛寺被拆毁，大量的僧尼被强迫还俗。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有人认为会昌灭佛缘于唐武宗李炎本人的信仰以及一些“小事”，但史实并不是这样的。唐武宗崇信道教，他认为自己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又称李耳）的后代，因此，他本人是偏好道术而排斥佛教的。这一点没有错，但会昌灭佛的真正原因并不在这里。
公元841年会昌元年，也是唐武宗上台的第二年。这一年，唐武宗过生日，皇宫内宴请僧道大德，并让僧道之间谈经对论。结果是因为唐武宗的个人偏好，道士们得了全部的赏赐，僧侣们却一无所获，而这引起了僧侣们的强烈不满。当时，一位叫宝月的天竺僧人竟然擅入皇宫，直接找到唐武宗，掏出表书，指责唐武宗对佛教不够重视，嚷嚷要回归天竺。唐武宗没客气，把狂妄骄横的宝月给直接打出皇宫去了。这确实也是一件“小事”，但它却影响到了唐武宗对僧人的态度，即由原来的不喜欢变成了更不喜欢甚至是深恶痛绝。但这还是唐武宗灭佛的直接原因。
842年也就是会昌二年，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宰相李德裕的支持下开始着手打击佛教，会昌毁佛运动算是真正开始了。主要原因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朝廷财政困难，需要银子，因而寺院也就被“盯”上了。此前，唐朝的皇帝们是非常尊崇和支持佛教的，尤其是唐太宗与武则天，使佛教在唐朝得到空前的发展，但到了唐武宗时却暴露出了这么3个问题，或者说这3个问题暴露得更加尖锐了。
一、寺院的经济膨胀。在唐朝，由于寺院经济并不纳入国家赋税体系，因而寺院经济的膨胀与世俗经济产生了矛盾。《唐六典》中规定中“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一如之。” 僧尼不仅能从国家获得土地，还有不缴纳赋税的特权。同时，唐代皇帝多次对寺院赏赐土地，一些贵族和地方豪民也大规模向寺院捐赠财产，构成了寺院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本。
地多了，僧人种不过来，那就雇佣佃户进行耕种。如此，大量的劳动力开始挂靠于寺院经济。与此同时，寺院通过对自己拥有土地的经营开始不断的兼并他人的土地，使自己的“地产”迅速扩大，以至于时人惊呼：“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司马光 《资治通鉴 卷二百二十四》）
更加“显摆”的是，寺院在这一时期甚至还发展出了完善的金融体系，包括质举、借贷等等。一些寺院甚至以末法时代将要来临为名，利用信众对末日的恐惧敛财（周建波《寺院金融的兴衰》，《清华管理评论》杂志2012第3期）。这就是说寺院在此时扮演了“银行”的角色，开始发展金融事业了，致使大量的人口藏匿于寺院中以躲避赋税。同时，寺院还利用寺院举办法事、慈善设施等增加自身收入获利的渠道，加剧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二、个人的私欲膨胀。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放松戒律的问题。唐朝是佛教最兴旺时期，几乎每一代君主都崇佛，到了中唐末期，佛教的势力和影响力已经非常大了，但由于当时佛门戒律日渐松弛，佛门的僧侣也鱼龙混杂，各地寺院已日渐世俗化，本来佛门胜地是出家人的修行场所，已慢慢变成了世俗的娱乐场所。甚至，一些寺院为了招引平民信众，结交达官权贵，媚俗世间潮流，把佛门净地方弄得不成样子。一些人甚至还雇佣奴婢，出现抢劫妇女，犯淫养妻，流氓成性的恶行。这都从客观上埋下了日后劫难的伏笔。
三、与其他宗教的冲突。主要是道教。在唐代佛教和道教都不断发展壮大，两大宗教必然会产生摩擦。从唐初开始，佛道就不停地针锋相对，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 就发生了佛道间大规模的论战，这场论战还牵涉到大量的权臣和贵族。
刘小平 《唐代佛道土地资源之争述论》 ：唐代虽然实施了崇道政策，但在民间和地方上佛教依托于自己完善的理论体系和自汉代以来积累的信众基础依旧十分强势，在中唐前多次出现佛寺抢占道观资产甚至直接强占道观的现象（农业考古2013年第四期 第185-188页）。虽然安史之乱中，两大宗教都受到打击，在经过一个段时间恢复后，两大宗教的矛盾在此时又达到了一个高峰，而一直处于弱势的道教一直在等待时机打压佛教。
“会昌法难”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842年10月，唐武宗颁布敕书，要求有异行和不守戒的僧尼还俗，“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练、咒术、禁气、背军、身上杖痕鸟文、杂文功、曾犯淫养妻、不修戒行者，并勒还俗。若僧尼有钱物及谷斗、田地、庄园，收纳官。如惜钱财，请愿还俗去，亦任勒还俗，充入两税徭役。”之后又颁布一份敕令，要求限制僧尼所蓄奴婢数量，并强调奴婢不得削发剃度，这是为了避免贱人阶层人口的流失……至845年达到高潮、846年唐武宗去世后终止。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当时的运动的是有计划的推进的，甚至还做了一些“有计划的保留”，在朝廷下达的一些诏书里，人们还能看到一些对于关于佛寺的合并政策，而不是一概毁掉，另外对一些寺院的僧人也也采取了留存政策，不过在数量上有所限制。如：845年秋，朝廷最高行政机构中书门下的文书里就说，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
李文才《试论会昌时期的吏治建设》：在“会昌法难”整个过程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中国史研究》，1997年01期）。这不仅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还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
同时，在“废佛”的过程中，唐武宗对祆教、摩尼教、景教等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当时，景僧、祆僧2000余人被放还俗，“凡国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并撤毁”（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种连带打压，使祆教、摩尼教、景教等传入中国时间尚短的宗教，在打击后再想恢复以前的规模就难上加难了。
说到这里，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即是唐武宗打击佛教的同时，也对祆教、摩尼教、景教等采取了措施，但为什么就没有取缔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即是当时伊斯兰教在中国并没有形成规模与气候，或者说是影响力有限、根基尚浅。《中华文明史》第5卷：“唐代的伊斯兰教在传播过程中没有卷入的激烈的社会斗争之中，也没有与儒、释、道以及社会政治势力发生碰撞。”（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07页）而因为没有卷入“矛盾”才得以“保全”，应该成为对于后世的启示。
当今中国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不能利用国家政权推行某种宗教，也决不能利用国家政权禁止某种宗教。所有宗教组织（包括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和宗教界人士都要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要把爱国与爱教结合起来。一切宗教活动都要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民族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和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不得妨碍正常的生活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这是宗教与中国国家的关系，也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尊重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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