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女皇武则天留世的唯一书法真迹是什么

升仙太子碑，作者武则天。位于洛阳市东南约35公里，偃师市府店镇缑山之巅。碑文创作于699年，表面记述的是周灵王太子晋升仙故事，实则歌颂武周盛世，委婉透露出七旬老人“升中”之“志”，对仙人长生不死的艳羡。

碑高6.70米，宽1.55米，厚0.55米，盘龙首龟座高1.3米。共有34行，武则天亲书包括碑额在内的2129字，薛稷题写上下款33字，总字数2162字。

历史沿革

武周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二月初四，武则天由洛阳赴嵩山封禅，返回时留宿于缑山升仙太子庙，一时触景生情而撰写碑文，并亲为书丹。碑文表面记述周灵王太子晋升仙故事，实则歌颂武周盛世。笔法婉约流畅，意态纵横。碑额“升仙太子之碑”六字，以“飞白体”书就，笔划中丝丝露白。碑文33行，每行66字，行书和草书相间，接近章草书体。

碑文上下款和碑阴的《游仙篇》杂言诗、题名等，分别出自唐代著名书法家薛稷、钟绍京之手。历代书法爱好者都视“升仙太子碑”为书法艺术珍品。

升仙太子碑历经1300余年风雨沧桑，依然矗立于河南偃师市缑山之巅，2006年3月30日由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方武则天撰文书写的巨碑，彰显著这位女皇的雄才大略，饱含著书法神韵。她开草书刊碑之先河，不失为女书之精品。碑额“升仙太子之碑”六字，巧隐十个鸟形笔划，作为唐代飞白书遗存未几中的佼佼者而被书法界推崇。

三次刊刻

根据升仙太子碑保存情况，结合史料综合分析，该碑经历了三次大的刊刻而完成。

第一次刊刻

碑阳正文下款说：“圣历二年（699）岁次乙亥六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建。”这既是升仙太子碑第一次完刻的时间，又是树碑竣工的时间。有学者怀疑圣历二年二月武则天拜谒升仙太子庙到六月十九日这短短的数月时间，不可能把如此庞大的碑刻竣树起，于是把碑阴下部安国相王李旦“奉制刊碑刻石”的时间神龙二年（706）八月二十七日，作为“升仙太子碑”的树立时间，这有悖于历史事实。

武则天于圣历二年二月幸嵩山路过缑氏，谒升仙太子庙，其时正是武则天为周灵王太子王子晋重修的道观竣工之后。《升仙太子碑并序》说：“变维城之往庙，建储后之新词”，“乃为子晋重立庙焉，仍改号为升仙太子庙”，是说武则天为王子晋重新修建了庙宇，并命名为“升仙太子庙”。

武则天在《升仙太子碑》中称颂缑山美景、盛赞王子晋的同时，又以很大的篇幅歌颂武周盛世，是以自赞自谀的形式为自己歌功颂德。可以想象，武则天在拜谒升仙太子庙时，《升仙太子碑并序》的碑文已是成竹在胸，树碑工程的前期制作早已随着升仙太子庙的重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碑阴的题记中清楚地记录了参与刊碑官员的衔名，从奉敕检校勒碑使到采石官，从奉敕模勒御书的官员到刻御字的官员等不下十人。如此分工明细的班子，足见武则天对升仙太子碑刊碑的重视程度。

在武则天的心目中这么严肃而重大的一件大事，怎么可能把它拖在自己百年身后呢？武则天在天册万岁元年（695）初明堂被烧毁后，当即下令重建，一年半后，高二百九十四尺、广三百尺的明堂便告竣工。升仙太子碑的刊碑树立仅比明堂的再造晚三年多时间，对于处事果断、政令森严的武则天来说，在她拜谒升仙太子庙四个月后树起一通升仙太子碑，只是一件区区小事而已。

第一次刊刻的还有题记中写明的由钟绍京题写的“诸王芳名”。在碑阴左边中上部有宣统元年（1909）韩人金秉万等题写的两首诗，叠刻在一片凿痕上，在薛稷题写的武三思等从臣衔名上部平行对应的位置。从凿痕的整体情况看，应是首刻“诸王芳名”的部位。

第二次刊刻

武周时期的第二次刊刻，就是碑阴额首由薛曜书写的武则天的杂言诗《游仙篇》。

武则天最终还是下决心立儿子李显为太子，于圣历元年三月把他从湖北房州接回洛阳。八月，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对立为太子感到绝望，气疾而终。九月，李显立为太子。但李、武两个政治集团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武则天担心自己死后他们会争斗，便采用“明堂立誓”、“李武联姻”的手段，尽力缓和两股势力的矛盾。“方期久视御隆周”句，明确道出武则天期待长久统治中国、稳定大局的心态！

大足元年（701）八月，78岁的武则天年迈多病，政事多委于张易之兄弟处理。太子李显的儿子李重润与其妹永泰郡主及郡主之夫魏王武延基私下议论此事，张易之告诉了武则天，“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杀”。李显在长子、女儿被杀后，内心的痛苦和无奈可想而知。而张易之兄弟也十分不安，担心李显日后登基，会迁怒于自己，为了取悦武则天，于是便上言武则天，并派薛曜把《游仙篇》题刻在升仙太子碑上。

分析至此，可以认为碑阴《游仙篇》的刊刻时间，在大足元年(701)九月左右。在第一次刊刻的武三思等从臣的题名往上0.20米处至整个碑身上沿连同碑额，有轻浅的錾凿痕迹。这些凿痕是因为当初刊碑仓促而没有打磨光滑，还是原刻有文字出于什么原因而被凿去，我们不得而知。

第三次刊刻

升仙太子碑第三次刊刻，碑阴下部有题记26行。前5行有云：“大唐神龙二年（706）岁次景午水捌月/壬寅金朔二十七日戊戍木开府/仪同三司左千牛卫大将军上柱/国安国相王奉/制刊碑刻石为记。”后面21行是12位“王”的衔名。

唐中宗李显神龙元年正月复位，恢复唐朝，二月即宣布废除武周字，所以题记中已不见武周字。他命自己的弟弟安国相王李旦率一帮大臣去缑山，不会仅仅是为了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碑上。“刊”是刊削、刊定、修正的意思，因而“刊碑刻石”意为凿去碑阴原有不需要的部分，刻上新的题记。那么，碑阴被凿去的内容是什么，对中宗意味着什么？

碑阴上共有两处明显的被凿痕迹。一处在中间，即第一次刊刻时由薛稷题写的“梁王三思以下名臣”的第9位、第10大臣。第9位的衔名自上而下全部被凿去，留下一道1.40米长的錾痕。第10位的名字被凿去，空留着一行职衔在上面，为“敕检校勒碑使守凤阁舍人右控鹤内供奉骑都尉臣”，可见是一位控鹤府的官员。

圣历二年置控鹤府时，除张易之为控鹤监外，张昌宗、吉顼、田归道、李迥秀、薛稷、员半千6人均为控鹤监内供奉。碑阴题名为控鹤内供奉吉顼、薛稷的名字没有被凿。员半千“长安（701-704）中，五迁正谏大夫，兼右控鹤内供奉。半千以控鹤之职，古无其事，又授斯任者率多轻薄，非朝廷进德之选，上疏请罢之。由是忤旨，左迁水部郎中。” 可见他并没有当这个官。田归道、李炯秀虽分别有免官、遭贬的经历，但均又被中宗所用。那么，这个“奉敕检校勒碑使”应该就是张昌宗了。

右边被全部凿去的第9行，也只能是当时的控鹤监张易之了。二张兄弟在神龙元年中宗复位的军事政变中，以叛贼的罪名被杀掉。

但与升仙太子碑仅有一山之隔的“石淙会饮”摩崖石刻，他们的诗歌怎么没被清除？张昌宗的名字被凿去，应该和一件事情有关。在升仙太子碑刊立一年后的久视元年初，因张昌宗貌美过人，武三思上奏武则天，说张昌宗是王子晋后身，武则天遂命张昌宗穿着羽衣，模仿仙人王子晋的样子，骑着木鹤，吹着笙嘻戏于内殿，奉宸府的文学之士皆赋诗赞美之。这件事情传到宫外以后，不明事理的人认为，升仙太子碑是武则天为张昌宗之辈树立的（至今尚有人这么认为）。

中宗担心衔名于碑阴正中的张昌宗之名误导更多的人，以至于曲解母亲武则天书立升仙太子碑的真正意图，从而命相王李旦把张昌宗之名凿去。以上分析说明，中宗因儿子、女儿窃议二张而被逼杀，不敢归咎于自己的母亲，遂迁怒于二张，把他们的衔名从碑上凿掉。

另一处被凿去的是钟绍京所题的“诸王芳名”，凿痕宽0.48米，从下部参差不齐的凿痕看，“诸王芳名”与“梁王三思以下名臣”的书写款式相同，即每人占一行，共有10位。第一、二、九、十行的凿痕长0.88米，第三行至第七行的凿痕长0.70米，第八行的凿痕长1.60米。被凿去的这十位王的“芳名”是谁呢？

中宗当过庐陵王，在拜谒升仙太子庙之前的圣历元年（698）九月，已被立为皇太子，不可能再作为“庐陵王”位列“诸王芳名”之中。武则天的孙辈诸王尚在幽禁之中，直到圣历二年十月方复出阁，所以他们当时不可能参与“拜谒”之列，也就不可能把“芳名”题刻到“诸王”之中。只有圣历二年正月被封为相王的“武旦”，才有可能题刻于“诸王芳名”之列。

余下的九位“王”则可能是武则天的侄儿、侄孙诸王的衔名。李显立为皇太子，武承嗣怏怏而死，不能不说是对武氏诸王的一次打击。深知后果严重性的武则天，在刚刚拜谒升仙太子庙后的圣历二年四月，便亲自导演了旨在缓和李武矛盾的“明堂立誓”之事。试想，正在煞费苦心地为消除太子兄弟与诸武之间的矛盾而做着一系列努力的武则天，怎么可能抛却武氏诸王而把尚在幽闭之中的孙辈诸王全题刻在升仙太子碑上呢？

神龙元年正月政变中，武则天被迫传位于中宗，被武则天改姓的李氏子孙恢复旧姓。五月，中宗下制，把诸武河内王武懿宗等12人都由王降为公。十一月武则天崩于上阳宫，次年五月同丈夫唐高宗合葬于乾陵。八月，相王奉制“刊碑”，同月二十七日“刻石”为记，相王已由“武”姓恢复为“李”姓，怎能让碑上还留着“武旦”的姓名。这样，凿去的是中宗、相王兄弟一段难以启齿的辛酸屈辱史，刻上的是李唐王朝的威风，因而碑上题记开头的“大唐”二字显得格外耀眼。

“诸王芳名”虽被凿去了，而“题诸王芳名左春坊录事直凤阁臣钟绍京书”却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这绝不是中宗一时疏忽大意，而是通盘考虑的结果。相王李旦“奉制刊碑刻石”的题记里，镌刻了中宗敕封的包括李旦在内的13位“王”的衔名，唯独缺少了题书者的衔名。这一凿一刻中的“留”和“缺”，两者相互印证，恰恰说明神龙二年李旦“奉制刊碑刻石”的题记，当出自钟绍京之手。

只有这样，李旦才有可能手下留情，保留圣历二年“题诸王芳名左春坊录事直凤阁臣钟绍京书”的衔名。钟绍京以书法著称，武则天时明堂门额、九鼎之铭及诸宫殿门榜，皆钟绍京所书。遗世的《灵飞经帖》，字体精妙，后人多用做习写小楷的范本。升仙太子碑由钟绍京书写的神龙二年题记，为钟绍京书法碑刻之仅存者而被世人所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