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到端午，我们就会想起屈原？

对中国人来说，元宵节吃汤圆，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是再正常不过的庆祝传统节日的方式。过去祖先是这么吃的，到现在，也没什么变化。只是三大节庆中，唯独端午节吃粽子，多了层纪念屈原的意味，仿佛端午节、粽子就是为屈原而设，实则以出现时间顺序排列的话，屈原位于最末端。

1942年话剧《屈原》剧照，屈原（金山饰）正在吟诵

早在屈原出现之前，吃粽子和端午节即已存在，是屈原这个文化符号将粽子、赛龙舟、端午节等已有元素聚合在一起，为农历五月初五增添了新的含义，使得同中国人民同样古老的节日，沿袭千年，久盛不衰，如闻一多所言：

唯其中国人民愿意把他们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转让给屈原，足见屈原的人格，在他们生活中，起着如何重大的作用。也唯其远在屈原死后，中国人民还要把他的名字，嵌进一个原来与他无关的节日里，才足见人民的生活里，是如何的不能缺少他。

以致在屈原死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后，人们只当端午节为屈原纪念日，渐渐忘记了它的最初源头及演变过程……

不吉利的五月初五

其实，“端午”一词的出现及端午节的流行远比我们想象中要晚得多，因唐玄宗的生日是八月初五，为了避讳，经大臣宋璟提议，以“端午”替代“端五”，大量唐诗中才出现“端午”字眼。正是在唐朝，端午节成为官方认可的法定节假日，休假一日，由皇帝带头进行君臣互赠礼物，以示庆贺。

在此之前，民间谈及农历五月初五这一特定节日时，通常直称或是以“仲夏端五”描述，“端”，初也，每月头一个逢“五”的日子，即“端五”，古代以十二地支配称十二个月，正月建寅，二月为卯，以此类推，至五月为午，“午”“五”相通，自然而然地，“端五”演变成“端午”。

古人靠天吃饭，知识有限，为了生存下去，既要解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问题，还要确保身体健康、人丁兴旺、子孙繁衍，他们通过对节气物候的观察及长年生活经验总结，养成了一套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约定俗成地在特定时间进行民俗活动，适应周期性的时空转换，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以历法、季节为核心的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而作为特定节日的农历五月五日，就是其中代表，其源头最早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经夏商周三代发展，如涓涓之水，至“秦汉扩为河，唐宋纳百川而成湖海”。它的最终成形，是各地风俗相互融合的结果，带有不同的地区特色，大致说来，“北方起自五月是恶月，端午为驱邪避恶之日；南方起自越民族的龙图腾祭祀和龙舟竞渡。”

《龙池竞渡图》 ( 局部)，元，王振鹏，白描界画，绢本，纵30.2厘米，横243.8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绘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三月三日开放金明池，龙舟竞渡一事。图中御座大龙舟在四艘龙头、虎头船的前后摇旗护送下，昂首向前。早在屈原自溺之前两百余年的吴越两国，已有了龙舟竞渡，民间竞渡的时间，不限于端午节，划龙舟也不全都是为了纪念屈原

在先秦人的精神世界里，五月与恶、毒、死紧密相关，很早起，这种观念便深刻于先民心中，因此产生了许多禁忌和辟邪措施，《礼记·月令》就规定，人们一定要在五月禁欲斋戒。因为五月不吉利，民间认为，官员五月到任的话，“至晚不迁”，直至免除官职也不会升迁，若是五月盖房子的话，主人会因此秃头。在这30天中，以重五之日（五月五日）最为不吉，如果有人在这天出生，则“男害父，女害母”，不少父母狠心弃之不养。与屈原差不多同时代的孟尝君田文不幸出生在五月五日，被父亲田婴以“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若长高至门户，会克死父母）为由抛弃，母亲偷偷将其养大并安排田文认父，气得田婴大发雷霆，奈何木已成舟，在儿子一番据理力争下，田婴无话可说。

为何古人对五月会有这样一种认识？以他们的经验而言，五月恰是蛇、蝎、蜂、蜮、蜈蚣五毒和蚊、蝇等毒虫的肆虐季，医疗条件有限的他们一旦因此受伤、发炎，生命就有危险。加上天气转热，流行性传染病开始流行，饮食不小心，很容易得病，故五月五日最宜“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恰逢五月药草效力最强，采药、用药，沐浴兰汤成为五月初五的必然习俗，目的在禳病驱邪，实质是展开卫生防疫工作。

粽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进入汉朝以后，阴阳学说盛行，五月作为一年中日照时间最长的夏至所在的月份，被赋予新的解释含义，所谓“阴阳争，死生分”，从夏至这天开始，天地间阴阳发生转换，此后阴盛阳衰，对古人来说，这个时间点同“端五”一样重要，因为时间相近，有学者考证，两大节日习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实现合流，本为夏至节庆食物的粽子（古称“角黍”）融入端午习俗中，早在人们食粽祭屈原之前，古人就在夏至、端午一边吃着粽子，一边缅怀祖先和祈祷神灵护佑。

为什么这么说呢，众所周知，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人，如果粽子最初是为纪念他而出现的话，有关它的记载当出现在战国末期或秦汉间，可至今这段时期的史料中尚未发现相关线索，文献中较早提到关于端午节纪念屈原这一习俗的是东汉末应邵《风俗通》：

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亦因屈原。

将系五彩丝习俗与屈原联系起来，全无粽子踪影。最早记载“角黍”的为西晋周处（久居中原）《风土记》中“仲夏端五，烹鹜角黍”，又“俗以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日啖之”。孔子曾称黍为五谷之长，这种生长在北方的农作物不仅用来作主食，还可酿酒，因其在先民饮食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丰年多黍”），每年都会在仲夏五月——黍成熟的月份举行祭黍仪式和尝新礼仪，“天子乃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将作为祭祀祖先和神灵之品的黍，献给祖庙。渐渐地，以黍祭祀的传统延续下来，将其煮熟后外以菰叶（茭白叶）包成牛角状，是为粽子的雏形。形状不能是方形，也不能是圆形，偏偏为角形，传承自先民以牛角祭祀神灵的遗风，在夏至吃角黍有什么用呢？周处有一句话值得注意，“盖取阴阳尚相裹未分散之时象也”，在阴阳学说理论中，夏至这天是阴阳发生激烈变化的一天，用属阴的菰叶包上属阳的黍米，象征着阴阳二气相互包裹、没有分散，吃了它，有调剂阴阳的作用。随着夏至端午习俗的合流，角黍被纳入端午节必吃名单中，这时，还没屈原什么事。

《端阳故事图》册之裹角黍，清乾隆，徐扬，绢本设色，纵20.7厘米，横18.2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什么时候起，屈原与端午节食粽产生了关联？这得从南朝梁时吴均写的一部志怪小说《续齐谐记》说起。

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后，楚国人甚是哀痛，“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屈原投江300年后，到汉朝建武年间，有一天，长沙人欧回遇到一位自称屈原的人，对他说，你们每年坚持对我祭祀，很好。但筒粽常常被江中蛟龙窃食，让我很苦恼。希望你们以后祭祀我的时候，“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仍以五彩丝约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欧回依照他的要求告知周边民众，一传十，十传百，此后“世人作粽，并带五彩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吴均感念皇帝恩遇，却空有报国热情无处施展，终身只作到“奉朝请”这样的闲散官，这种经历与屈原何其相似，使他怀着对屈原的无限崇拜，在动乱不安的南朝局势下，以志怪小说的形式抒发对屈原的热爱和歌颂。有一个细节，吴均所说的筒粽是以竹筒贮米，与角黍不同，这就牵扯出南北方粽子起源和端午节习俗问题。

我们的祖先很早学会用火熟食，以大叶植物叶片包裹食物放在火中煨熟或是扔进沸水中煮熟剥叶而食，曾是一种广泛存在的食俗，它通常发生在大叶植物分布普遍的南方，同在新砍的竹筒中贮米加水，置火上烧烤成熟食一样，属于南方稻作民族制作食物的古老方法，在闻一多看来，“端午是个龙的节日”，吴越民族为了获得祖先兼保护神蛟龙的护佑，不仅有断发文身的风俗，在身体上刻画着蛟龙的形状，还会在五月五日这天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

“将各种食物，装在竹筒，或裹在树叶里，一面往水里扔，献给图腾神吃，一面也自己吃。完了，还在急鼓声中（那时许没有锣）划着那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上作竞渡的游戏，给图腾神，也给自己取乐。”吴越人祭龙的古老习俗，与北方以角黍祭祖之俗，其产生均是源于先民的生存需求，只是时间越往后，随着南北方端午习俗的融合，到南北朝梁宗懔撰《荆楚岁时记》，称“夏至节日食粽，周处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粽”。

北方角黍已与南方筒粽统称为粽，它们曾都是端午节的祭祀用品，南北朝时被用来纪念屈原。及至唐朝，北方的黍渐渐为糯米代替，不仅家家户户要包粽子，市场上也有粽子兜售，种类多、样式巧。

端午节不仅与屈原有关

看来，粽子和端午节的起源确实远在屈原以前。只是越往后知道其形成原因的先民早已不在，人们也无法理解这些习俗活动的真正动机，于是依据各自想象，对其进行新的解说，若是这些解说附会上一些知名的历史人物或是戏剧性的情节，更易吸引人们注意，从而口耳相传。

汉朝出现的众多端午起源说中，端午节还与伍子胥、曹娥、越王勾践等人有关，以伍子胥为例，他比屈原早生了两百多年。本为楚国人，因其家族在楚国被迫害，辗转流亡至吴国，协助公子光成为吴王阖闾，被后者重用。阖闾去世后，伍子胥以辅政大臣身份辅佐吴王夫差，大败越国后，越王勾践请和，夫差答应，伍子胥认为应一举消灭越国，若是留下勾践，此后必有祸患，夫差不听，反倒在越人挑拨下赐其宝剑自尽。

《端阳故事图》 册之悬艾人，清乾隆，徐扬，绢本设色，纵20.7 厘米，横18.2 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端午节最初是带有驱毒辟邪意义的节日，民间有将艾草扎成人形挂在大门的习俗，认为可禳除毒气

临死前，伍子胥留下遗言，要家人在他死后将双眼挖出，挂在东城门上亲眼看着越国军队入城灭吴，夫差得知后，暴跳如雷，赶忙命令手下将伍子胥尸首扔进江里。后来，勾践东山再起，一举灭吴。因为相传伍子胥尸体于公元前484年五月五日被抛往钱塘江，所以民间认为钱塘江潮就是伍子胥指挥水兵来淹夫差的，伍子胥亦成为“潮神”，百姓为其立祠于江上，于每年忌日即五月初五设祭。

到东汉汉安二年（143）端午，一名巫师曹盱在舜江驾船迎“潮神”伍子胥的仪式中，因突然的狂风大作被卷入浪中，14岁的女儿曹娥数日见不着父亲的尸体，昼夜沿江号哭，不久投江而死，神奇的事情发生在五天后，当她的尸体被打捞出来时，乡民们发现，曹娥与父亲的尸身抱在了一起。乡人为纪念曹娥的孝节，改舜江为曹娥江，并以曹娥为水神。县令官听说曹娥的故事后，对其大为赞扬，上报朝廷，册封曹娥为孝女，为她立碑（《曹娥碑》）建庙，碑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曹盱之死是为迎伍子胥，曹娥之死是为父亲，曹娥的经历再次印证了民间端午迎伍子胥的传统。

难怪《荆楚岁时记》载，“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足见在当时的吴地，伍子胥的号召力比屈原还强，至今苏州人仍在端午节纪念伍子胥，感念这位姑苏城的建造者。

至于越王勾践说，《越绝书》上说勾践在五月五日这天操练水军，为了迷惑吴国，对外声称“竞渡”，复国后，越人便以五月五日作为纪念他的节日。屈原投江后，百姓纷纷划船打捞其遗体，或以鼓声吓走吃掉遗体的鱼，进而发展为赛龙舟的说法深入人心，可据学者考证，这方面内容的记载不早于东汉中后期，而在屈原自溺之前两百余年的吴越两国，已有了龙舟竞渡活动。“把端午节吃粽子、挂五色线禳灾等和龙舟连在一起组成为共同风俗的，当在晋以后，其中起有关键性影响的当是纪念屈原投江之事。”

只是随着时间推移，纪念屈原逐渐成为端午节俗中最重要内容和端午节俗的唯一起源，这当然与屈原的形象、经历、文品、人品及被后世推崇、不断被神化有关，反过来说，屈原传说的加入，又进一步丰富和升华了端午节的文化意义，“到了现代屈原的‘狐死首丘’式的爱国，更与民族国家时代的意识形态相适应而获得巨大的生命力。”

参考资料：《闻一多全集》、刘晓峰《端午》、王仁兴《中国年节习俗》、宋颖《端午节研究：传统、国家与文化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