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放牛娃成长为晚清巨富,张弼士有何过人之处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国家，历史是非常悠久的，这其中的历史事件、故事、人物和文化也是非常多，那么今天小编就为大家讲讲关于由放牛娃成长为晚清巨富,张弼士有何过人之处这一内容。
由放牛娃成长为晚清巨富,张弼士有何过人之处
思想家郑观应高度评价张弼士的丰功伟绩：“最艰难之事，持有丰富财富却从不闲暇，晚年已垂垂老去，依旧毫不怠慢、不畏劳累，不过为了提倡实业，实现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拯救之志。他在生活中荣耀，在去世时被悼念，这是至高无上的赞美！”
1841年张弼士出生于广东大埔。他的家庭生活极为贫困，只读了三年书，然后就跟着姐夫放牛，做篾匠。那时，张弼士曾经唱起这首山歌来鼓励自己——“满山竹子笔笔直，莫笑穷人无饭食。慢得几年天地转，饭箩端出任你食！”
当他18岁那年他的家乡遭受了严重的灾荒，很多人都离开家乡去外地谋生。听说有些人在南洋取得了发展后，张弼士决定搭船漂洋过海，去南洋寻求发展机会。经历了一番波折后，他终于到达了荷属东印度的首府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
18岁那年，张弼士的家乡遭受严重灾荒，不少人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听说家乡有人在南洋发迹后，张弼士决定坐船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几经周折后，他终于到达了荷属东印度首府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起初，张弼士做过杂工、矿工以及米店商行的帮工，后来到一家华侨的纸行当店员。因工作勤恳，聪敏能干，张弼士很快便从一名店员升为管账先生。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深受喜欢，老板还将女儿许嫁给他。
由于张弼士人缘好，为人热心，广交朋友，经常向当地有经验的华侨讨教。一些老华侨十分赏识这个小伙子，告诫他要广结各方人物，包括当地的荷兰人士。张弼士牢记此言，开了酒行后，便竭力与荷兰殖民当局的官员们往来，不久便承办了当地的酒税和典当捐务，后来又承包了荷属东印度中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逐步垄断了当地的鸦片烟买卖，资产很快得到了较大的扩充。
当时，荷兰殖民当局认为张弼士是一位难得的人才，年富力强，才识过人，十分赏识他、支持他。1866年，荷兰政府为了开发东印度群岛，鼓励当地华侨从事垦殖业。张弼士闻讯之后，迅速抓住时机，抽出大量资产，雇佣华人开办垦殖公司。张弼士搞多种经营，水稻、椰子、橡胶、咖啡、木棉、茶叶、胡椒……样样都种，效果很好，获得巨额利润。顶峰时拥有雇工数万人，成为南洋垦殖华侨中著名的先驱者之一。
其垦殖业名声大噪后，张弼士又将生意扩展至金融、开采、交通、药材、房地产、零售等各个行业，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业务遍及东南亚多个国家。其经营范围之广，拥有资本之巨，在南洋华人中无人能及。张弼士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始终用国际视野，站在时代的制高点，敢为天下先，创造出自己巨大的商业王国。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通过30年的奋斗，张弼士所创办的企业到达鼎盛时期。据张弼士的堂侄、时任交通银行总核稽张赞成估计，张弼士早在光绪年间的个人财富就折合白银有8000万两之巨，比清政府当年的财政收入（7000万两白银）还多1000万两白银，成为当之无愧的南洋华人首富。
19世纪90年代初，张弼士在南洋的事业如日中天。当时，英、荷殖民当局为了利用他的声望加强殖民统治，曾多次给张弼士封官许爵，都被他一一谢绝。张弼士说，「吾生为华人，当为中华民族效力」。
1892年，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富国之道，途经新加坡，张弼士给予了热情接待。当时，龚照瑗问张弼士致富之术，张弼士答，「吾于荷属，则法李克，务尽地利。吾于英属，则法白圭，乐观事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征贵贩贱，操奇致赢，力行则勤，择人任时，能发能收，亦如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若志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终不足以学斯术。吾服膺斯言，本此为务，遂至饶裕，非有异术新法也。」龚照瑷听后大为钦佩，临别激动地拉着张弼士的手说，「君乃天下奇才。」
随后，龚照瑗即函荐张弼士于洋务大臣李鸿章，极言张弼士才堪大用。几乎与此同时，清政府历经多年内忧外患，国库空虚，治国无策，有兴办实业之议，正训令各省大臣昭示南洋华侨富商回国投资，许以高官勋爵。从此，张弼士成为亦商亦官、一身二任的华侨实业家，奔走于中国和南洋之间。
在官场上，张弼士受到清政府的厚待，先后担任过清政府驻槟榔屿首任领事、新加坡总领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粤汉铁路总办等职。当时，慈禧、光绪多次召见张弼士，委以重任，荣衔屡颁。张弼士成为比胡雪岩更成功的红顶商人，面见慈禧太后时享有免跪特权。
张弼士有志于「实业兴邦」，他主张「主权自掌，利不外溢」，提倡抵制洋货，以商战收回利权。张弼士多次上书朝廷，提出兴办水利、农业、路矿等十二条建议，大部得到采纳，为国内外朝野人士所瞩目。
与此同时，对做实业怀有远大理想和目标的张弼士还把大量资金转移到中国投资。他参与或直接创办了中国通商银行、中美联合银行、中美轮船公司、康年人寿保险公司、张裕酿酒公司、广厦铁路公司、广州亚通织布公司、佛山裕益砂砖公司、惠州福惠玻璃公司、平海福裕盐田公司、雷州普生垦牧公司、广东开建金矿公司、广西三岔银矿公司等多家企业。当时，张弼士大量引进美、日、意等先进技术和设备，为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多贡献。面对德国轮船禁止华人购买官舱票的决定，张弼士曾勃然大怒：真是欺人太甚。中华民族不可侮，清政府无能办商船，我张某来办，以后我的商船凡德国人一律不卖票！
「国家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皆由于学校不兴……我等旅居外埠，积有财资，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各埠设西文学堂甚多，反能教我华商之子弟，而我华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以自教其子弟乎？」除了致力于实业救国，张弼士一生也热衷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清政府曾赐其「乐善好施」牌坊。比如1881年，张弼士捐巨款赈济国内水灾。1885年，捐助广东海防饷。中日甲午战争后，捐出巨款，希望振兴北洋水师。向香港大学捐银10万两，在南洋和国内相继办起华文学校……著名学者梁绍文在《南洋旅行漫记》中曾写道，「在南洋最先肯牺牲无数金钱办学校的，要推张弼士第一人。」由于在公益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张弼士也因此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的洛克菲勒」。
尽管身居高位，但当腐败的清政府即将垮台时，颇具眼光的张弼士能及时认清大局，转向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在海外暗中给予革命党人以经济援助。对局势的清醒认识，换来的是张弼士更加悠长的政治生涯。在民国时期，张弼士又先后任总统府顾问、立法会议员、参政院参政、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南洋宣慰使等职，曾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接见，一时风光无限。
晚年的张弼士声名煊赫、实力巨大，却没有狂妄自大、穷奢极欲，而是仍然勤勉，用自己的成就和实力报效国家和社会，实现他的“取之于社会，应用之于社会”的儒商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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