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和宋朝文学成就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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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和宋朝文学成就谁更高，唐宋八大家唐朝只有两人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鼎盛的时期，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是诗歌。唐诗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也对世界上多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影响。唐诗在汉魏六朝乐府诗的基础上，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诗体形式的运用，还创造出了风格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裁，这种对格律音韵有着严格要求的新诗体，将中国的诗歌语言文化艺术推向了一个历史上成熟的巅峰。
唐朝诗歌文化的鼎盛，离不开唐代无数优秀诗人的作品。唐代的诗人们通过精湛的才华和深厚的学识，创作出许多让后人赞叹不已的佳作。然而，为什么在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中，唯独唐代的诗人独领风骚呢？这与唐代的取士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唐朝，取士制度被广泛运用。这一制度通过文人参加科举考试，选拔出合格的人才，进入官府任职，成为社会的精英。唐代的科举考试主要包括及第、进士和状元三个等级，其中最高的状元则被视为文学界的风云人物。
唐代的取士方法注重文学才华和人格修养的综合评价。科举考试的内容包括经义、史学、诗文等多个学科的考察，要求考生熟读典籍，掌握经典文化，具备较高的文学素养。此外，考生还需要参加九品中正考试，对政治和行政能力进行评估。唐代的取士方法突破了世袭贵族的局限，使得社会上有才华、有学问的人都有机会参与国家事务，为国家的文化繁荣做出贡献。
唐代的取士方法对唐诗文化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仅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人才，为唐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也为唐代的文化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唐朝的文化氛围开放包容，人才辈出，这为诗人们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和发展机会，也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激情。
正是由于唐代取士方法的独特性和科学性，才使得中国的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唐代诗人群体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世人瞩目的风采。唐诗的辉煌成就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也为后世的文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唐代取士方法的巧妙设计，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化与制度的卓越智慧，让我们对唐朝的文化鼎盛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欣赏。
唐朝诗歌文化的鼎盛，离不开唐代无数优秀诗人的作品，但为什么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唯独唐代的诗人独领风骚呢?这与唐代的取士方法有关。
古代的取士方法，从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到汉时的“察举制”，再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至隋唐，“九品中正”的取士方法已不太适合统治的需求，于是隋文帝杨坚首创“分科举人”，到杨广时期，科举取士制度正式成为国策，隋灭后，唐朝沿用了隋的科举制，并在隋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以进士科为重，明经科次之。
“进士及第”是当时读书人最大的荣耀，无数的读书人寒窗十年，就只是为了一朝“及第”，一来可以光耀门楣，二来一展胸中抱负或解决生活困顿的问题，而唐朝时，进士科主要考的就是诗赋，所以唐朝科举也有“诗赋取士”之说。基于这个原因，唐朝诗风的盛行就不难理解了，如《资治通鉴·唐代宗广德元年》中载：“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声病”，就是诗歌韵律上的毛病。所以在唐代，往往有诸多“白首穷诗”的读书人，一生究诗研赋，只为考上个进士，这倒让很多杰出的诗歌作品，在这蹉跎的岁月里，被创作了出来。
唐时的考进士，比之明经科，难度可是为历朝之最，所以也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唐朝的大文豪韩愈，就曾多次不第，甚至连“诗圣“杜甫，在考时也是名落孙山，可见难度之高。除了两位外，更有无数才学出众的唐代才子纷纷落榜，这也是为什么留存的唐诗作中多存郁郁之意的原因了。
唐时科举难考的问题主要还是出自科举制度上，唐朝的科举并没有采取“糊名“制，士子考试前可以公开推举，谓之“通榜”。而考进士的士子，往往会将自己的作品递呈给朝中有声望的人看，称为“温卷”，像韩愈，在科举期间就曾多次给宰相上书自荐，考官会根据考生的社会名望和才德作为取士时的参考。
这样的科举制度，让许多出身不好，或名声不显的读书人，科举之路异常坎坷，如杜甫，虽然身后获得诺大的名声，但在当时却是名声不显，所以导致仕途不顺，一生穷困潦倒，连儿子都被饿死。而杜甫的诗作，虽然多发忧国伤民之情，但骨子里散发而出的，主要还是自身难展一身抱负，以图回报国家之心罢了。
再如唐诗《己亥岁二首》的作者曹松，一生研诗备考，却无一中第，直到71岁高龄，碰上了皇帝心情不错，才下旨选拨一些出身贫寒，参加过多次科举没有考中的考生，特赐“恩榜”，才最终成为了进士。当时同榜的五人中有二人已经超过了七十岁，剩下的三人也都过了六十岁，于是这次的放榜就被时人称为“五老榜”。
“五老榜”谓之当时的佳话，但实际上，这更像一种讽刺，曹松当年被授校书郎，后迁任秘书省正字，但如此风烛残年，那堪劳累，及第次年曹松便逝去。
曹松在唐代无数杰出的诗人中名气并不算显赫，但他在科举路上蹉跎一生所作的《己亥岁二首》，却是唐诗中的杰作，如“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更是千古名句。曹松一生都在科举路上蹉跎流浪，因生活在底层，也见多了穷苦百姓的苦难，再加上屡考不第，心中自然难免存有怨愤，“凭君莫话封侯事”是讽刺当时的镇海节度使高骈的诗句，高骈因镇压黄巢有功，被封渤海郡王，在曹松眼里，高骈之流不过是“功在杀人多”而已，就像“一将功成万骨枯”中深深流露出来的厌恶和愤恨。
唐朝的诗风因科举而鼎盛，又因环境而变化，所以盛唐诗歌多是意气风发之作，而中晚唐诗歌，因为战乱和朝政的腐败，往往胸怀抱负的有志之士，却不得所用，一生流浪坎坷，因而诗歌的表现变得内敛沉郁，多有愤怒讥讽之作或显露厌世归隐之心，正如晚唐著名诗人韦庄，从“平生志业匡尧舜”，到后来的“又拟沧浪学钓翁。”这是大多数晚唐诗人政治理想破灭后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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