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在政治方面的为政举措
打击门阀，扶植庶族，发展科举
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以后，把反对她做皇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逐出朝廷。这对于武则天来说，是杀鸡儆猴，但这些关陇集团和他们的依附者，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既得利益的保守力量。把他们赶出政治舞台，标志着关陇集团从北周以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统治的终结，也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武则天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扶植庶族地主官僚，从庶族地主中搜罗更多的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
一、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亲自考试，这就是制举、策问，如《大唐新语》所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城南门，亲自临试。” 成绩优异者，不拘资格，破格录用，任以要职。
二、下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准许官吏、百姓自荐，以免荐举有所遗漏。
三、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科目增多了，录取人数也大为增加，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起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而且还首创殿试制度，如载初二年（690年）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另外，长安二年（702年），还“初设武举”，扩大了选官范围。
武则天选官范围广泛，不免有滥竽充数；但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如《新唐书》所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臣贤相，如姚崇、宋璟等。武则天一朝号称“君子满朝”，娄师德、狄仁杰等著名的贤臣均在其列。陆贽说：“（太后）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助。”
此外，武则天在同高宗共同执政时，还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更加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因而中唐以后出现“冠冕皂隶，混为一谈”的情况；特别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得授五品官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于是从前士庶之间严格界限便逐渐消失，凡是姓郑的都自称荥阳郑氏，姓李的都自称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无从辨别其为旧士族还是新士族。
整顿吏治，严惩贪吏，拔擢贤才
武则天承袭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尝与宰相议及刺史、县令”，并派遣“使者以六条察州县”，考核州县官吏是否清正称职。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吏，不论官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反之，对于贤才则破格拔擢。武则天对于为官清正、正直不阿的臣僚非常器重，对于有才能有学识的人士非常赏识，并能对其一一加以重用。
由于武则天能够注意整顿吏治，赏罚严明，赏其当赏，罚所当罚，明察善断，有知人之明，因而能从广泛搜罗人才中拔擢贤才以为己用，正如《资治通鉴》所评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
广开言路，注意纳谏
武则天对纳谏的重要性有深刻的理解，在建言十二事中，“广言路”、“杜谗口”，也占了重要地位。垂拱二年（686年）三月，她还设铜匦于朝堂，鼓励百姓上书言事。
武则天虽然政令严明，刑罚严峻，“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但是她对于直言敢谏的臣民却十分敬重，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言语有所冒犯，也能加以宽容，免予追究。在她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获罪的，因之直言敢谏在朝中蔚然成风，使下情得以上达，这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任用酷吏
武则天的统治稳定之后，开始启用酷吏。为巩固统治，武则天使用严酷手段。为掌握国家统治大权，她毒死了已立为太子的亲生儿子。称帝第二年，武则天便用两大酷吏之一的来俊臣杀了另一个酷吏周兴；至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杀死来俊臣，结束了酷吏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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