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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创立的告密制度有多可怕

日期:2021-12-08 来源: 编辑:流萤 阅读:41 次

在《风起洛阳》开头的一段动画中,揭示了圣人武则天用的一群人“告密者”和告密制度以及那个著名的铜匦,那么这个告密制度究竟有多恐怖呢?不妨先了解一下武则天为何创建告密制度、匦检制度是什么,虽然创立初衷是为了巩固皇权,但是由于催生了酷吏,这造成的后果就比较可怕了,这定然会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下面一起来深入了解一下。

武则天为何创建告密制度?

文明元年(684年),唐朝宰相裴炎因为被人诬陷谋反,遭到逮捕下狱。程务挺为了救好友裴炎,于是上书武则天,声称裴炎是遭人诬陷,绝不可能谋反。但程务挺的上书不仅未能拯救裴炎,反而自己也受到牵连,最后二人都遭武则天处死。杀程务挺之后,既而武则天震怒,召群臣质问:“朕于天下无负,群臣皆知之乎?”群臣唯唯。

武则天继续责备说:“朕事先帝二十余年,忧天下至矣!公卿富贵,皆朕与之;天下安乐,朕长养之。及先帝弃群臣,以天下托顾于朕,不爱身而爱百姓。今为戎首皆出于将相群臣,何负朕之深也!”

以负义相责,武则天显然动了真怒,所以接着警告说:“卿辈有受遗老臣、倔强难制过裴炎者乎?有将门贵种、能纠合亡命过徐敬业者乎?有握兵宿将、攻战必胜过程务挺者乎?此三人者,人望也,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卿等有过此三者,当即为之;不然,须革心事朕,无为天下笑!”

群臣顿首,不敢仰视,说:“唯武则天所使!”

在武则天的心里想,一群中下级官员登高一呼,就能号召十余万人对她“造反”;朝中竟也以此相威胁,由顾命宰相带头逼宫,这种情势太可怕了。

武则天知道,除非她依照传统惯例还政于已成年的嗣君,否则“先帝以天下托顾于朕”的说词,群臣是不会相信和心服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然而权威型人格的她,如今难得独享大权,她愿意轻易放弃吗?现在满朝菁英虽然一时慑服唯唯,富有权术和斗争经验的她会就此相信他们吗?

依照以后武则天大力使用人君二柄——刑与赏——的事实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武则天也知道,如果不想放弃权力则必须要面对巨大压力,甚至要面临权力斗争,这时她必须用手段,越过法律,破格用人,并从中拉一群人来严厉打击另一群人,才能造成长期的震慑效果;也只有成功地营造这种政治环境与气氛,才能收到有效统治的效果,而不管臣民们是真的或是假的“革心事朕”。

匦检制度

鼓励告密和建立告密的管道,是营造这种政治环境与气氛的保障。实际案例早在怒斥群臣之前就由飞骑告发案揭开,而真正的展开则是由建立匦检制度开始:

所谓飞骑告发案,是指嗣圣元年二月七日武则天立新嗣帝那天,有参与废帝的飞骑十几人在坊曲聚饮。酒间,其中有一人说:“早知别无勋赏,不如仍奉庐陵王!”一人起,直奔北门告发。北门就是宫城正北的玄武门,飞骑是天子最密近的禁军兵种,配属于左右羽林禁军,驻屯于此门。座未散,禁军掩至,将聚饮者逮捕,系于羽林狱。言者斩,其余以“知反不告”皆处绞。

告密之端自此兴起,年底,武则天处理完裴炎、程务挺案后,乃于第二年正月元旦赦天下,改元“垂拱”,意谓即将垂拱而治天下,不过却在二月下制,调整现有的登闻制度。原来大唐为了让臣民有上言或者申诉重大冤情的机会,乃在西朝堂设登闻鼓,在东朝堂设肺石。言诉者若击鼓立石,其情可得直达天听。

如今武则天制云:“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其有搥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依照此制所示,无异放松直达天听的管制,鼓励臣民上言。为了进一步鼓励上言,又在垂拱二年(686)三月,创设了一个全新的制度——匦检制度,以接受投书。

制度大抵如下:

(一)设置一个内分四隔的铜匦于朝堂,援引五行学说,各依方位,配以四季和所属颜色,并赋予相关的意义,即是:

(1)东方是木位,主春,青色,故为青。春是仁的象征,以亭育为本,所以接受有关“告朕以养人及劝农之事”的投书,并命名为“延恩匦”。

(2)南方是火位,主夏,赤色,故为丹。夏是信的象征,以风化为本,用以接受“能正谏论时政之得失”的投书,并命名为“招谏匦”。

(3)西方是金位,主秋,白色,故为素。秋是义的象征,以决断为本,用以接受“欲自陈屈抑”的投书,并命名为“申冤匦”。

(4)北方是水位,主冬,玄色,故为玄。冬是智的象征,为谋虑之本,用以接受“能告朕以谋智”的投书,并命名为“通玄匦”。

(二)设置知匦使:由谏官系统负责,正谏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使,每日接受投书,至暮一并进呈。投书前,投书者须先被检识身份,然后才听投入。

(三)设置理匦使:由监察系统负责,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充使,处理收到的投书。

建议创置铜匦的人叫鱼保家,是承审裴炎的侍御史鱼承晔之子。据说他曾教徐敬业制作兵器,但在敬业败亡后却能幸免于累。

稍后他知道武则天想周知民间事,于是上书建议创置此铜匦,目的是用以接受天下的密奏。古人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果不其然,铜匦成之后就有人投书,密告他教徐敬业制作兵器,杀伤官兵甚多,因而伏诛。

告密者——酷吏

从徐敬业到鱼保家所发生的一连串事情,使六十二岁高龄的武武则天怀疑天下有很多人秘密图己;又自感违法而久专国政,且内行不正——垂拱元年底高宗李治死去才一年就有了一个情夫薛怀义,因此自知李家宗室和大臣们必有怨望与不服。

面对此情状,武武则天要盛开告密之门,大开杀戒以立威、大概情形是除了利用匦检制度之外,凡有告密者,所在官员均不准过问,必须以驿马,并供应五品官的伙食,将他送至行在.安排住进政府客馆,他们到后,纵使是农夫樵人也皆蒙武则天召见,所言若合武则天的意旨则不次除官,尽管所言非实也言者无罪。

在此鼓励措施之下,是四方告密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有人告密后则必须要有人承制治狱,甚至要扩大案件来办,如此才能收到威慑的效果。然而朝廷司法既有一定的制度程序,法曹也有一定的训练,因此武则天需要在体制之外起用一批人,以便直承意旨执行其事,她所起用之人则往往从告密者中挑选。

这些人起初只足她的“政治打手”,在持续而扩大打击之后,他们俨然成为了武则天“打天下”的“开国功臣”,由于他们的打击手段非常严酷,所以遂被视为“酷史”,两《唐书》就立有《酷吏列传》专记其人其事。

就以武则天临朝时期来看,例如胡人索元礼就是最早的酷吏样板:

他揣知武则天之意,因告密而被召见,直接擢为从五品下阶的武散官游击将军,令他按鞠制狱。元礼个性残忍,推按一人则必要此人牵连数十百人,武则天为此数次召见,慰赏有加,以张大其权。于是周兴、来俊臣之徒闻风继起,纷纷效法。

他们其至为了争功表劳,于是相与私畜无赖数百人,用他们所撰写的《罗织经》作训练的教科书,教他们专以告密为事,罗织成状,武则天得密状,则又辄令元礼、俊臣等推按,用百般酷刑锻炼成狱,或杀或贬,害人难数。据说罗告者也准例酬以五品之官。

于是人人恐怖自危,道路以目。

《幽州台歌》的作者陈子昂时任麟台正字的小官,可能不知武则天的真正动机,以为武则天仅是为了徐敬业造反一案而兴起此风和大狱,认为事态严重且不智,乃天真地上书规谏。也就是批评武则天借扬州兵变一案,假酷吏之手执行恐怖统治,因此在书中一再用“威刑”、"屈法”,“爱一人”、“强霸”和“淫刑”来作形容。

其实,武则天真正的动机是要削除反侧、继续临朝、巩固威权和维持声望,故此时以淫酷之刑来实行恐怖统治,基本上是以官僚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并无意要搞到人民痛苦,社会秩序失控,不利于己。有少数被陷害而又能侥幸免祸者,大抵都与他们不直接触及上述武武则天的动机和忌讳有关。

告密制度有多厉害?

大名鼎鼎的宰相狄仁杰就是告密制度的受害者。他以地方政绩而为武则天所知,拜相后不久,竟为来俊臣诬构下狱。俊臣告诉他若一审就承认则可减死,否则大刑伺候直至承认为止。“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老臣,甘从诛戮!”仁杰叹,并且只能承认自己造反。后来其子向武则天告变,使知情实,武则天乃免他一死,仍贬彭泽县令。

宰相要官而不能免于被构陷,即使真相明白后仍然被重重流贬,这已经算是侥幸的了!即使如此,他们的侥幸决不能代表大多数被陷的人都能有此幸运的机会,这才是恐怖之所在。

武则天如此的高压手段和恐怖统治,将会使臣民变成三类人:或阿附谄媚,或吞声待变,而大多数则是明哲保身。

对她来说,谄媚阿附者是孟子所谓的“臣妾”,而明哲保身者则是“沉默的大多数”,都可以挟之以势;至于吞声待变者则是“阴谋分子”,必须要继续肃清。在这种情势下,她已能严密地控制了这个国家,难怪李唐王室宗族开始面临空前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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