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金名片”—— 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
日期：2017-10-27
编辑：阿名
来源：网络
对了解中国西汉县城的规制、布局、聚落形态、生业模式有着重要意义。
北京市已启动对路县故城保护规划的编制，将对城址实施整体保护，并建设考古遗址公园。
一、汉代路县故城城址
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2015 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通州区潞城镇进行了初步考古调查和勘探。2016 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重点在潞城镇胡各庄村、后北营村、古城村等地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共勘探122 万平方米，发掘4 万余平方米，发现汉代路县故城城址及其周边的墓葬群，清理古代墓葬1146 座，出土各类文物万余件（套）。在考古工作中，积极开展文物保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规划等；并且，根据考古工作的实际进展和需求，及时聘请专家莅临指导。
汉代路县故城位于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西北临京秦铁路，北临召里村，东临后北营村，南临胡各庄村。潮白河在城址东约6 公里，由南向北流过；运潮减河位于城址北部，自西向东汇入潮白河；北运河东距城址约4 公里。据《汉书》《水经注》《后汉书》等史料记载，路县设置于西汉初年，属渔阳郡；王莽改为通路亭，隶属于通路郡；东汉废莽新所改，并改“路”为“潞”，始称潞县。该城址就是两汉时期路（潞）县的治所。路县故城西守鲍丘水、沽水（今称潮河、白河），西与蓟城相望；正北直达郡治渔阳城，是水陆交通、东西往来、南北连接的咽喉之地。
2008 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路县故城遗址进行考古勘查工作，并将其列入文物普查登记单位。2016 年7 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通过全面调查、局部钻探和小范围试掘，基本确定了城址的位置、范围、形制，了解了其保存情况。
目前，地表已无城墙遗迹。通过考古钻探，了解到城墙基址保存较为完整，整体平面呈近似方形。其中，北墙基址长606 米，东墙基址长589 米，南墙基址长575 米，西墙基址长555 米，总面积约35 万平方米。城墙基址的残存高度约为1.9~2.5 米，纵剖面为梯形，下宽上窄，底部宽约18 米，顶部残存宽度约13~15 米。墙基夯筑而成，夯层厚约0.10~0.20米，部分夯层的夯土内夹杂有植物的杆茎和料礓石。
为进一步确定城址的时代，在城内北部布设了三条东西方向、贯穿全城的探沟，进行了钻探，了解到城内汉代文化层堆积的厚度约为1~1.2 米，且遗物较为丰富。根据地层和遗物，判定该城址的时代应不晚于西汉。在探沟的中部，钻探发现一条南北方向、东西宽度8 米~9 米的汉代道路遗存。据此，进行了试掘，清理出明清和辽金时期的道路遗存各一条，均叠压于汉代道路之上。根据城市考古的经验和理论，结合该汉代道路遗存的宽度和位置，初步判断其为路县故城内的南北向主干道。
经过钻探，在东、西、南城墙基址外约25~30 米处发现了城壕遗存，其走向与相对应的城墙基址大体一致，宽度约30 米。（北城墙基址外的区域为运潮减河护堤，尚不具备条件开展考古工作。）在南城壕遗存外发现大面积的汉代文化遗存，堆积的厚度约0.6~1.1 米。为了解南城墙外遗存的时代和性质，在南城墙基址外的东部进行了发掘，发掘总面积1000 平方米。清理出的遗存主要有城壕、沟渠、道路、房址、灶、灰坑和瓮棺等。城壕遗存呈西北—东南走向，平面为长方形，纵剖面为近似梯形，上宽下窄，上部残存的宽度约25米，底部残存的宽度为13~14 米，残存的深度0.6~2.3 米。另有两条南北方向的沟渠遗存（编号G1 和G2）。G1 位于城壕遗存的北部，已清理出的长度为21 米，平面为长方形，横截面为近似梯形。G1 的北端有六个凹槽，位于护坡的东西两侧，两两相对，等距间隔。G1 的南端与城壕遗存相连接。G2位于城壕遗存的南部，清理出的长度为6 米，平面为长方形，横截面为近似梯形。G2 的北端与城壕遗存相连接。根据这两条沟渠遗存的位置、形制和走向，初步判断其可能为与城内和城壕密切相关的供排水系统。出土的器物以两汉时期的陶器、陶片、瓦片数量最多，有山云纹半瓦当、卷云纹瓦当、板瓦、筒瓦等，可判断器形的陶器有红陶釜、碗、盆、炭炉，灰陶豆、瓶、盆、器座，陶纺轮、圆陶片等。还出土了铜器、铁器、石器和骨器等，大多残损，有铜刷、三棱铜镞、铜簪、铁锛、铁镞、铁钉等；铜钱有明刀、五铢、货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从遗迹和遗物判断，城壕与沟渠的使用年代不早于战国，废弃年代不晚于东汉。
二、城址外的墓葬群
墓葬群在路县故城城址外的北部、东部、东南部和南部都有分布。2016 年考古发现的1146座墓葬在距离城址约2公里的半径范围内分布较为密集，特别是两汉时期的墓葬。
墓葬的年代从战国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其中，战国—西汉墓葬168 座、东汉—魏晋墓葬706 座、唐墓97 座、辽金墓葬28 座、元代墓葬4 座、明清墓葬143 座。
战国—汉魏时期的墓葬数量最多，类型最为丰富，包括土坑墓、砖室墓、瓮棺葬、瓦室墓等。砖室墓的数量众多，形制多样，可分为单室、双室、多室墓，最多的墓室达8 个。砖室墓以单墓道为主，仅有少数墓葬无墓道或为双墓道。墓葬以南北方向居多。砖室墓中出土的随葬品较为丰富，有陶器、铜器、铁器、铅器、骨器等。骨器之中，有一套算筹，可分为长、短两种，每根筹棍两端齐正，粗细大致均匀，是北京地区考古中首次出土的算筹实物。
胡各庄村发现62 座汉代瓮棺葬，均为竖穴土圹，瓮棺均横向放置其内，均为南北向。儿童瓮棺葬的葬具以夹云母红陶和泥质灰陶器为主，器形有釜、瓮、罐等。成人瓮棺葬发现23 座，瓮棺为专门烧制用作葬具的筒形瓮，均为两件筒形釜子母口对扣而成，筒形瓮均为灰陶质，饰瓦棱纹和弦断绳纹，个别瓮身有泥突。仅个别瓮棺葬中有随葬品。
唐墓均为砖室墓，可分为有墓道和无墓道两大类。有墓道的砖室墓均为单室墓，墓室平面可分为方形、弧方形、圆形等。无墓道的砖室墓有梯形、船形等。唐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主要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铁器、漆器等。位于路县故城城址外南约600 米处，发现了唐成宗开成二年（837 年）幽州潞县丞艾演墓。据出土墓志记载，墓主人艾演葬于“潞县甄升乡，古潞城南一里平原”。艾演墓的位置和墓志的记载，是汉代路县故城城址的有力佐证。
三、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
为了加强文物和遗址的保护，最大限度地提取历史信息，在路县故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中，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重要遗存进行了提取和搬迁，开展了实验室考古；并且充分采用多种科技手段，对重要遗存开展了分析和研究。
对发现的所有瓮棺进行了现场套箱提取，然后搬迁到室内进行清理，做到了边保护、边发掘、边整理。对考古发掘出的不同时期的陶窑、墓葬以及典型地层和地震遗迹，进行了套箱提取，整体搬迁，为进一步的保护、研究和展示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考古发掘出土的人骨进行了收集和存放，并制定了开展古代体质人类学、古病理、古DNA、古食谱、民族迁徙的研究计划。对地层土壤进行了采样，已进行孢粉、植硅石、粒度测试以及光释光年代学测试。
四、汉代路县故城遗址的价值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其中的“变”，就政治统治的空间形态而言，主要表现在“郡县制”政体和区划的形成与发展。西汉初年新建的路县故城，可以说就是这种“变化”的产物。就汉代考古而言，以往城市考古的发掘与研究多集中在都城，而地方郡县治所等一般性城市的考古工作相对滞后。路县故城城址保存较为完整，其形制和大小符合黄河中下游地区汉代县城的规制，作为“凝固的历史”，对探索汉帝国北方地区和幽蓟地区基层社会的主要架构、管理机制和组织形式等均具有重要考古和历史价值。路县故城，在两汉时期作为县治的治所，是今天通州区境内修筑的第一座城市；根据文献研究，唐代以后，潞县治所西迁，后来演变、发展为明清时期的通州城；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又选址于此，可见汉代路县故城对古今通州乃至北京发展关系密切且影响重大。
在路县故城城址周围的多个方位，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各时期墓葬。除了此次发掘的墓葬群之外，在以往的基建考古和生产活动中，于城址西北的武夷花园、北部的召里村、东北部的宋庄等地都发现过相当数量的汉唐时期墓葬。这些墓葬的年代与该城址始筑、使用和废弃时代息息相关；并且在整体空间存在上明显呈现出以城址为核心的分布特点。因此，在时空关系和文化联系上，该城址与周围墓葬密切相关，互为支撑，可形成立体、完整的研究资料。这也为研究通州乃至北京地区两汉至明清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为进一步研究该区域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与演变奠定了基础。
在路县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中，得到了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大学及各省市考古单位领导和专家的指导与帮助。各位领导和专家一致认为，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考古价值，对北京城市建设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全国的汉代县级城市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刘玉珠局长调研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亲临路县故城遗址现场，在给予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明确指出，要落实保护措施，扎实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形成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金名片。
汉代路县故城遗址的文物保护，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极大重视。2017 年1月9 日，北京市政府正式批准对路县故城城址进行整体保护，建立考古遗址公园，并配套设立博物馆。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和建设，是国之大事，千年大计。路县故城城址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核心区的北部，城址保护与现代城市建设同步进行，交相辉映，将成为古今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例证。为了推进大遗址保护工作，北京市文物局已针对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制定考古工作规划，设定了“全面钻探，重点发掘，细致整理，综合研究”的工作方针，并着手编制路县故城遗址的保护规划和考古遗址公园规划。
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专家点评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北京城市副中心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遗物类型多、数量大、信息量丰富，为汉代重大学术课题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汉代路县城墙边长600 米左右，在汉代县一级的城市中是比较大的了，如果和中原地区比，也不是小县城。城外发掘的一千多座墓葬，年代从战国、汉代一直延续到清代，历史脉络非常清晰、完整。通过发掘可以看到周边少数民族是怎样融入汉族文化的。发掘过程中将城址、墓地联系在一起进行考查，厘清了两者的内在关系，极大地丰富了有关路县故城考古研究的内涵，必将促进路县故城考古更加全面而深入地发展。发掘过程中重视文物保护，发掘与保护并重，学术课题意识强，强调多学科合作研究，具有一定前瞻意识。
汉代路县故城的发掘工作将为多民族地区从思想上增加国家认同，举出历史的范例。通过路县故城的发掘与研究，能够看出当年多元一体的国家是什么样子。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考古发掘，看的不只是出土文物，更为重要的是“透物见人”，由此折射出的当时社会理念与国家凝聚力的久远历史。
徐光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的确认，很重要。虽在《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中有记载，但不知其具体所在，通过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对城址予以确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对通州区、北京市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全国也有重要意义。过去对汉代的都城遗址做了长期的工作，而对于汉代县城遗址则做得很少，这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遗址除发现大量的汉代遗物外，还发现有少量的战国燕文化的遗物，在进一步的工作中，应予注意。
对路县城址要实施整体保护，制订保护规划，长期进行考古工作，以了解汉代县城的功能布局，城市制度。用城市考古的理念和方法，勘探为主，重点发掘，实施多学科协作，全面收集历史相关文献，提高科学研究水平。保护为主，合理利用，为北京副中心保留一片绿地，惠及人民大众。目前要申请市保单位，并准备申请第八批国保单位。现在北京市政府已决定调整规划，整体保护路县故城址，这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好事。并计划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是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做好。
信立祥（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汉代路县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说是北京的根。以前的古代城市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京城，近年开始郡城、县城的考古调查，基本都未开展正式考古发掘工作。
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面积约35 万平方米，是北方地区比较规范的一个县城，城墙、城壕保存相对完整，考古工作做出一个详细的规划，基本搞清中国北方县城的形制、布局，可以填补一个很大的空白。
通州汉代路县故城的保护工作在全国具有典范意义，已列入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规划，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配套的工作站、博物馆，保证了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持续性。作为全国两汉时期县城考古方面的标杆，在全国具有示范作用。
白云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通州西汉路县故城遗址是一项重要的考古工作。在基本建设考古过程中能够发现这个城址并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实属难能可贵。同时，田野工作思路清楚，发掘工作扎实、细致、规范，尤其是在难以进行全面勘探的情况下，采取局部解剖性发掘的方法确认了城墙和护城河，基本明确了其范围，大致了解了城址的布局结构，成果显著。
通州西汉路县故城的考古发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城市考古中，汉代的县城城址多有发现，迄今至少有100 座以上，但是，像路县故城遗址这样总体上保存状况良好，并且有计划进行考古发掘的为数甚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西汉路县故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其重点应当是西汉。应当通过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对城址获得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进而从城市建设的视角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就田野考古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对四周城墙和护城河、城门、城内道路和重要建筑基址作进一步的勘探和发掘，确认其年代和内涵，查明其形制布局以及各类遗存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此，需要尽快制定考古工作的近期计划和长远规划，并逐步加以实施；同时结合考古工作，尽快启动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的编制和建设，以便真正做好西汉路县故城遗址的保护、研究和展示利用。
通过有计划的考古工作，把西汉路县故城遗址的布局结构和内涵最大限度地搞清楚，对于汉代的县城研究意义重大，将填补该领域考古学研究的空白，并开创我国汉代县城城址考古的新时代。
高崇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北京通州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明确证实了该城址是汉代渔阳郡的路（潞）县治所。在城址周围发掘了战国至明清时期上千座墓葬，更加丰富了整个遗址的文化内涵。该遗址地处水陆交通、东西往来、南北连接的枢纽之地，对研究中国古代东西文化、南北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原文化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影响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此地历来是古代北京之门户，对研究北京地区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通州区文化委员会）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2月28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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