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2017年2月，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在文物保护工程中设立“考古中国”重大研究工程，该项目列入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重点任务中。目前，“考古中国”已经形成“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等4个重点项目，以及新疆、西藏阿里、南亚廊道等边疆地区考古工作方案。
　　围绕这个课题，近年来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在华容七星墩、澧县孙家岗、鸡叫城、石门宝塔等遗址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2018年重点发掘了华容七星墩、澧县孙家岗两个遗址，通过这两个遗址的发掘，结合前几年华容车轱山、常德西洞庭唐林遗址、泸溪下湾等遗址的工作，对环洞庭湖区域距今2000年-1800年的遗存（暂定名为“后石家河文化·孙家岗类型”）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这类遗存的发现，填补了湖南省新石器和商周文化之间的文化空白，为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湖南华容七星墩遗址
　　湖南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城址，
　　双重城壕结构在湖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
　　七星墩遗址位于湖南省华容县东山镇东旭村，西南距华容县城约30公里。遗址坐落在大荆湖西南隅的一处河流阶地上，长江在其北部10公里处自西向东又转向南流，海拔28~36米。该遗址发现于1978年，2011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试掘，发现有大型建筑基址、祭祀遗存和疑似城墙的堆积。2018年，为推动“长江中游文明进程”课题研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七星墩遗址进行主动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调查面积约20平方公里，勘探面积12万平方米，发掘面积400平方米。

▲ 七星墩遗址航拍图 

　　2018年4月上旬，对七星墩遗址所在的大荆湖周边展开系统调查，结合2011年调查资料，可初步确认大荆湖周边在石家河文化时期存在一个聚落群，在这个聚落群中，七星墩遗址面积最大，可能是中心聚落，周边有31个附属聚落，面积均较小，多不足1万平方米。

▲ 大荆湖周边遗址分布图

　　2018年4月至6月对七星墩遗址开展重点调查和勘探。首先，通过地表踏查和清理自然断面的方式，确定遗址之上的12个土墩均是人工堆土，堆土特征一致（五花土，含砂），应是古代城墙的残留。其次，通过钻探对城墙和壕沟的布局与形制有了初步认识。七星墩遗址由内外两圈城壕组成，内圈城墙大致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200米，城墙宽度10~40米，东墙和南墙中部各有一缺口，堆积特征表现为灰色淤土，推测是水门。城墙外有壕沟，环绕城墙的内侧边界较清楚，外侧边界由于积水影响，仅探明南部一段，从探明的部分看，内壕宽约25-60米，最深处距地表超过5米。外圈城墙仅保留南墙和东墙南段，南墙中部和东墙南部各有一缺口，南墙长约380米，宽20-40米，东墙残长约60米，宽10-30米。外壕仅探出南部东段，长约340米，宽约30-40米，最深处约5米。最后，根据解密后的科罗娜卫星图片（1969年），外圈城墙的东墙北段和北墙东段清晰可见，因此推断该遗址由内外两圈城壕构成。内圈城墙面积约6万平方米，外圈城壕复原后面积约25万平方米。

▲ 城墙与城壕布局示意图

　　2018年7月中旬开始考古发掘工作。今年的工作重点是弄清城墙的布局、形制、年代和建筑方式等基本问题。根据前期钻探结果，我们选择遗址内城南城墙的一段进行解剖发掘，布方区南侧紧贴壕沟边缘，北侧延伸至城内约10米，这样可以完整揭露城墙剖面，并弄清城墙与城内文化堆积的关系。9月，为配合中山大学本科生实习，又继续向城内布设8个探方。

▲ 城墙局部

　　此次发掘的城墙顶部宽5.5米、底部宽35米、高6.4米。根据土质、土色、包含物和堆积形态，可以分为4层。筑墙材质为花土，由黄色、棕色、褐色粘土、黄色粗砂和青膏泥等组成，通过对遗址周边的生土调查可知，这些不同质地颜色的土均可在附近找到来源，如黄色粗砂分布于遗址西部河流附近；黄色粘土和棕色粘土见于遗址东南部的自然剖面；遗址周边湖相沉积丰富，极易获取青膏泥；遗址南部的生土为褐色粘土。城墙堆积表现为不同质地颜色的土比较均匀地混杂在一起，这很可能是人为加工的结果，加工过程可能包括取土、晾干、自然分解、敲碎、混合搅拌等。此类形态的城墙土尚未见于其他报道。

▲ 解剖城墙剖面

　　为了解城墙的建筑方式，我们进行了墙体堆筑和夯筑实验，夯具有木棍、木板、方形石块和圆形石碾子。通过对比实验墙体和古代城墙剖面发现，古代城墙第4层与夯筑实验墙体堆积特征基本一致，第1层与堆筑实验墙体堆积特征基本一致，第2、3层的堆积形态较特殊，尚不能与实验墙体对应，其建筑方式有待继续探讨。

▲ 实验夯筑墙体与夯具

　　发掘出土文化遗物主要有陶器和石器。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次为泥质灰陶和红陶，少量泥质黑陶，纹饰主要有绳纹、方格纹、蓝纹、附加堆纹、刻划纹、镂孔等，器型有釜、罐、缸、鼎、圈足盘、豆、筒形器、壶形器、器盖、纺轮等。厚胎平底筒形器比较少见，可能与冶炼或煮盐等手工业生产有关，也可能是祭祀遗存。石器均为磨制，有石斧、石锛、石凿、石镞和砺石等，石镞数量较多，三棱镞可能来源于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

▲ 平底筒形器

▲ 三棱石镞

　　此次发掘出土的遗存可以分为早晚两段。早段以H39为代表，典型器物有折沿深腹罐、宽扁足罐形鼎、卷沿圈足盘、卷沿豆、颈部略长的鬶等。晚段以H14为代表，典型器物有广肩罐、敞口镂孔圈足盘、敞口豆、短颈鬶、盉等。H14木炭测年数据为2000BC左右（校正后）。早晚两段衔接紧密，应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目前学界对这类遗存的认识仍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属于石家河文化较晚阶段的遗存，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单独命名为另一考古学文化，称为后石家河文化或者肖家屋脊文化。此次发掘出土材料较为丰富，为研究该类遗存的文化性质、分期与类型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 H39出土部分器物组合

▲ H14器物组合

　　城墙材质为花土，结构复杂，来源多样，分层清晰，有明显的加工迹象，特征鲜明，尚未见于其他报道，为研究古代城墙的建筑工艺、设计思想等提供了难得的资料。通过实验考古对比分析发现，城墙建筑方式既有夯筑也有堆筑，还有一种目前尚无法理解的堆积形态（第2、3层），为研究古代城墙的建筑技术提供了新资料。
　　七星墩遗址由内外两圈城壕构成，是湖南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双重城壕结构在湖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在长江中游地区也不多见，对研究史前城址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城墙与文化堆积的叠压打破关系和碳十四测年数据，初步判断城墙始建年代约在3000BC年左右，使用时间延续至2000BC年左右。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城址大多在石家河文化晚期废弃，七星墩城址废弃时间更晚，对研究长江中游史前考古学文化兴衰、文明进程等有重要意义。该遗址所在的洞庭湖西北岸，北依长江、南扼洞庭、西接澧阳平原、向东顺长江而下可达江西、安徽、浙江等地，文化因素较复杂，是研究考古学文化交流、冲突、融合的重要区域。在七星墩遗址及其周边持续开展考古工作，必将有力推动“长江中游文明进程”课题研究的进展。（王良智）
　　虞夏时期洞庭湖区
　　一处大型聚落的公共墓地
　　——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墓地的发掘

　　孙家岗遗址位于洞庭湖平原西北部，现行政区划属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城头山镇大杨村。遗址位于一处比周围高出约1至2米的岗地上，总面积约22.9万余平方米。1991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该遗址东南部发掘清理33座长方形土坑墓，出土一批陶器和透雕龙、凤玉佩等26件玉器。201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系统钻探，确认墓地位于遗址所在岗地东部，环壕之外，遂后于2016年至2018年，连续对该遗址墓地进行发掘，截至2018年12月底，共揭露清理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墓葬166座。其中1座为瓮棺葬，余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以下对孙家岗遗址墓地的情况做一概括性介绍。
　　一、 墓地位置与墓葬分布
　　孙家岗遗址所在岗地现地表高程可分为两阶，东部约四分之一区域现地表比西部相对高度低0.6米左右。根据2015年系统钻探结果，岗地西部地势相对较高的四分之三区域为遗址区，外有环壕围绕。墓地则位于岗地东部，遗址区东部环壕之外。2017年从墓葬区向西布设探沟，对遗址区东部环壕进行解剖，再次验证确认了墓地在整个遗址中的位置（图1）。

▲ 图1 孙家岗遗址地貌与发掘位置

　　墓葬的分布有较强的规律性。包括1991年发掘清理的33座土坑墓在内，截至2018年12月底，孙家岗遗址墓地已揭示清理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墓葬199座，除部分因后来人类活动扰乱损毁而看不出墓圹原来形状与位置，及1座瓮棺葬外，皆为西南-东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根据玉饰品出土位置判断，其头向为西南，普遍在240-246度间，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 图2 2017年发掘北墓区局部
　　土坑墓按西北-东南向排布成列，墓列间有交叉现象，并在局部多见打破关系。数个墓列一起构成一个墓群，不同墓群中墓葬数量不等。依目前揭示出的情况看，整个墓地可分为南北两个墓区，北墓区已完全揭露，可分为东西两个墓群。南墓区目前尚在发掘中，结合91年发掘情况，也可分为南北两个墓群。即目前已揭示出的墓葬，至少分属4个墓群。所以整个墓地的结构可由大至小分为墓地、墓区、墓群、墓列和单体墓葬五级（图2-3）。

▲ 图3 2018年发掘南墓区局部

　　二、 土坑墓
　　所有土坑墓皆直接开口于耕土层或近现代扰乱堆积之下，打破生土。墓圹长度大多在2.1米至2.5米间(见有4座长度仅1.3-1.6米，推测是儿童墓)，墓圹宽度则普遍在0.6-0.8米左右。残深大多仅有十几公分，普遍不超过30厘米。在保存情况相对较好的土坑墓中，墓圹中部填土的土色普遍与墓圹四围存在差异，推测是葬具腐朽，墓圹中部填土向下垮塌所致。部分墓葬填土中，还可以辨认出葬具朽蚀后的痕迹，可以判断当时已普遍使用了某种葬具。但所有墓葬人骨都已朽腐不见痕迹（图4-6）。

▲ 图4 M149(打破M150)及其随葬器物分布状态
▲ 图5 M170及其随葬器物分布状态
▲ 图6 M165平剖面所见葬具痕迹

　　随葬品见陶器和玉器两类。
　　陶器已出土400余件。以广肩斜腹平底的带领罐为主，占陶器数量的七成以上。其它器类还见有盆、圈足盘、平底钵、高柄杯、斜腹杯、壶、豆、鬶、和器盖等，另外鼎和纺轮各见2件。普遍为泥质陶，陶色有红、橙红、红褐、灰、黑等。杯盘类器多为细腻精致的磨光黑陶，罐、盆类器多饰绳纹或蓝纹，并见少量方格纹，其它器类则基本素面。每一个土坑墓中，随葬罐类器数量不一，多者可达10件，但其他器类一般仅1-2件（图7-11）。

▲ 图7 陶带领广肩罐(M69：3)
▲ 图8 陶圈足盘(M49：5)
▲ 图9 陶壶(M67：2)
▲ 图10 陶豆(M135：4)
▲ 图11 陶鬶(M122：1)

　　玉器已出土104件。但绝大多数为玉器残粒，器形不辨，完整或较完整可辨器形者21件。除2件玉蝉和1颗玉珠呈黄色，有一定透明度，质地独特外，其他玉器据测定多为透闪石，因长期埋葬而白化，灰白色不透明，常见黄沁。整体形状多呈片状，少量柱状，初步观察有片切割、线割、圆雕、减地、阴刻、缕孔等琢玉工艺。器形与纹饰见有虎、蛙、蝉、鹰、龟等动物形象，见1例獠牙神面纹牌饰，另外还有笄、坠、凿、环和冠状器等（图12-18）。

▲ 图12 笄(M64：1)

▲ 图13 鹰首笄(M136：7)

▲ 图14 玉蝉(M85：1 )

▲ 图15 玉环(M120：10)

▲ 图16 侧视玉虎首(M87：6)

▲ 图17 冠状器(M141：7)

▲ 图18 獠牙神面牌饰(M49：1)
　　三、 瓮棺墓
　　瓮棺墓仅见1座，编号M71。位于北墓区东西两墓群中间，周围超过5米范围内再无其他墓葬，唯一座瓮棺墓孤立分布。该瓮棺直接开口于耕土层下，打破深褐色生土。瓮棺上部被后期人类活动扰乱损毁，仅余底部。平底，夹沙红褐陶，位于一残径48厘米的圆形坑中，坑残深18厘米。在瓮棺之下，圆坑底部生土之上，还见有近8厘米厚的纯净浅黄色堆积，致密、坚硬，似经夯打，应为下葬之前人为有意垫筑。瓮内底部见1鹰翅部残件。瓮棺外，圆形墓坑内为较疏松的灰白色堆积，其中包含有一些陶瓮腹部残片，其间见有1玉蛙、2虎首和1玉器残粒，计4件玉器，与瓮腹部残片混杂于一起（图19-21）。

▲ 图19 M71平剖面线图
(1、4玉器残件，2、3玉虎首，5玉蛙)

▲ 图20 玉虎首(M71：2)

▲ 图21 玉蛙(M71：5)

　　四、主要收获与认识
　　孙家岗遗址墓地多年度连续性考古发掘，新发掘清理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墓葬166座，揭示出该墓地的结构布局情况，同时获得一大批陶器与玉器。
　　首先，关于墓地布局。孙家岗遗址墓地的结构由大至小可分为墓地、墓区、墓群、墓列和单体墓葬五级，其背后折射出的，或就是当时聚落内部的社群组织状况。而唯一的瓮棺墓位于北墓区东西两个墓群之间，独立于土坑墓所构成的墓群与墓列存在。其独特的位置与葬式，并随葬多件完整玉器，都说明该墓墓主有着特殊的身份。不管墓列、墓群代表着什么样的社群组织，这个瓮棺葬说明当时的社群内有身份独立于一般社群组织、而又享有一定特殊社会地位的角色存在。
　　其次，墓地出土陶器中，占陶器数量七成以上的带领广肩罐和浅盘高柄豆等器类的器形特征与汉东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以及鄂西茶店子、石板巷子等遗址同类器物类同。而出土玉器器形、器类、纹样与琢玉工艺皆可与汉东石家河遗址群出土后石家河文化玉器相比较。所以可以判断这批墓葬的时代已进入后石家河文化时期。这是在洞庭湖地区首次成规模的发掘到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墓葬，填补了区域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空白，为我们研究洞庭湖区后石家河文化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探讨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与湖湘地区的华夏化过程提供了一批基础材料。 （赵亚锋）
　　2018年12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请了包括李伯谦、赵辉、栾丰实等先生在内的来自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安徽大学，以及山东、河南、湖北、浙江、江苏等地方考古研究院所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召开“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湖南考古专家现场会，与会专家学者考察了澧县孙家岗、华容七星墩遗址的发掘和整理现场，充分肯定了前期工作的成果，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以下是部分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长江中游文明进程考古现场研讨会，对湖南、湖北来说都很重要，从目前“考古中国”项目的运行来看，进展很快，但还是有一些问题。课题意识要加强，视野要更加宽广。尤其是要做好协调和沟通工作。湖南做哪几个点，湖北做哪几个点，要明确，不受其他干扰。做好这个项目，还要做好年代的分析，测年工作要加强。后石家河文化发现很早了，当年石板巷子遗址的发掘就发现了这类遗存。但各地的后石家河文化的遗存是有差别的，肖家屋脊和石板巷子有差别，孙家岗和肖家屋脊也有区别。也就是说后石家河文化是复杂的，要仔细分析有差别的文化面貌。孙家岗遗址有王湾三期文化的东西，也有很多石家河文化的东西。学界对这里很关注，这与“考古中国”的另一个课题“中原地区文明进程研究”是有关系的。做这个地方、这个时期的考古，要考虑如何与中原挂钩，文化如何交流，如何融合形成华夏文明。希望这个项目在前进过程中不断有新的进展，以促进“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顺利开展。
　　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在江汉—洞庭地区，遗址发掘有难度，土很难认，湖南的考古工作做得比较细致，遗迹现象划分准确。两个遗址都有后石家河文化的遗存，明显是继承了石家河文化的因素，孙家岗遗址石家河文化的东西保留得多一点。孙家岗遗址出土的细柄豆比较多，七星墩遗址好像没有看到，由此，孙家岗遗存的下限可能要晚一点。孙家岗遗址有成片的公共墓地，是后石家河文化的土坑墓，土坑墓是石家河文化的传统。文化上的继承显然有关联，这里继承了更多的石家河文化的传统，不像江汉地区变化得那样剧烈。孙家岗的玉器像是突然冒出来的，但是目前的情况还不明朗，是它突然起来影响了石家河还是石家河影响了它，也还不是很清楚。总之，上述情况在暗示，文明化进程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
　　栾丰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七星墩遗址的考古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下一步选择不同地点的城墙继续解剖，也要解剖壕沟，弄清城墙的年代和功能。同时要开展区域调查，了解聚落群的情况。孙家岗遗址应尽可能把墓地全部揭露出来，只有全部揭露才能保护好，也才能做好进一步的研究。关于澧阳平原新石器文化的认识问题。希望在已有的较好条件的基础上，好好清理一下这里的文化分期，只有这样才能对其文化因素的构成做细致的分析，它受到外来影响的具体情况如何，是需要做很多细致的工作的，要把长江中游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
　　孟华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最近几年，湖南、湖北都找到了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材料，丰富和完善了对于后石家河文化的认知。以前认为王湾三期文化可能只影响到江北，现在看来完全到了江南洞庭一带。个人认为孙家岗遗址虽然有石家河文化的因素，但只是影响，主体是后石家河文化。七星墩遗址类似的“墩子”，湖北石首走马岭遗址也有发现，有一些高台，可能是城墙上的设施，也可能是观察哨。七星墩的城墙残缺不少，应该进一步做工作，看是否能够连起来。另外，还要看看墩子上部的面上是否有设施，这对于判断墩子的性质有帮助。目前大体可以确定七星墩遗址的下限，要了解遗址的上限及城的年代，还得进一步做工作，城墙的解剖还需继续做。孙家岗遗址的墓地应进行全面发掘，目前来看，该墓地已经破坏得比较严重，如再不及时发掘，就有可能全面毁掉。遗址里面也要做发掘，目前看来后石家河文化还是比较重要的，是可以分期的。
　　郭伟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南作为长江中游的重要地区，酝酿和发生了本区域的稻作农业起源和社会复杂化进程，诞生了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史前古城，洞庭湖地区特别是澧阳平原无疑是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的重点地区。两湖携手开展“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课题，需要解决长江中游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和夏商周时期华夏化进程两大学术目标，时间从4000BC-771BC。在此工作中，聚落研究是关键，聚落研究首先要做好聚落内部的考古发掘，弄清聚落内部各遗存的时空变化，然后是做好区域聚落考古的工作，弄清区域内各聚落的时空变化。
　　具体研究可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时间单位的精细化划分与对应；二、遗存性质与功能的辨析；三、人类行为和社会关系判断；四、动因与模式研究。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要构建中华文明标示体系，包括深化中华文明研究，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考古中国重大研究，实证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脉络。“考古中国”的课题目标，是在区域文明进程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解决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起源和发展的阶段性变化问题。应包括区域文明模式比较、区域文明交流与互动、区域在中华文明共同体形成和构建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早期中华文明特征和模式研究等重大课题。要完成这样的课题目标，必须从精细化的时空研究中着力开展文化因素分析、文明交流及参与方式分析、考古学文化及其族属分析、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特别是内亚文明比较分析。在这样的基础上，凝练出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文明特质和核心价值，作为“考古中国”的最终成果。（根据会议现场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