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改革的标本：一图秒懂王安石变法(2)
编后语
从乱哄哄的五代十国，宋朝艰难地走出来，并通过南征北战，站稳了脚跟。但在立国之初，这个王朝就面临两个非常严重且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个是，如何避免皇权旁落问题。五代十国时期，各国的国祚都很短，且都是被军阀、权臣窃取，这种皇朝更替模式，在五代十国时期，几乎成了一个死循环。而宋朝也是以黄袍加身、并不光明的方式，轻松夺取后周政权。殷鉴不远，保持国家内部稳定，赵家江山不失，是宋朝开国之初必须认真对待的大问题。
一个是，如何抵御辽国、西夏、吐蕃等外敌，确保疆土不失、社稷永存。强大的辽国、积极进取的西夏是宋朝面临的两个最大外敌。特别是，辽国占据燕云十六州，使宋朝在战略上处在一个极为被动的地位，而贺兰山被西夏占据，使宋朝丢了军马的良产地，导致宋军军力难以振作。可以说，宋朝所处的国际环境，很难让它轻松发展。
为稳定内部，防止武将成为能够左右朝政和皇权更替的军阀，宋朝与文臣合作，建立起复杂的官僚体系，一方面遏制武将势力做大，一方面，遏制权臣的崛起。对外部，宋军通过赎买和贸易的方式，化解辽国威胁，而通过战争和赎买的方式，稳定住与西夏的战略均势。
冗兵、冗官、冗费，维护内外稳定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伴随着严重的土地兼并贫富悬殊，国家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几乎难以为继。可以说，内外情势逼迫下，宋朝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变不变法，而是如何变。
王安石变法是在仁宗时期庆历新政基础上展开的。显然，从经济改革切入变法节奏，是汲取了“庆历新政”的失败教训。
其实新法皆不是王安石的原创，就是创新的“青苗法”，也萌芽自唐代晚期。但是改革之初，就遭到司马光、吕诲、韩琦、富弼等朝中重臣的反对。这主要是因为王安石的经济变法思想，突出了与民争利，确切的说，走的是经济集权国家资本主义的路线，很像是在模仿汉武帝的做派。而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受到儒家士大夫们深入骨髓的痛恨。
王安石与司马光开源与节流的辩论，在经济思想史上很有意思，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如果把国民经济总量看作一个蛋糕，司马光认为蛋糕大小是固定的，改革就是解决如何分配的问题。政府多一点，民间就少一点。王安石的变法，就是与民争利。所以，他主张节流。
王安石的开源，意在做大蛋糕。首先，强化国家汲取财富的能力，夺取商人地主的蛋糕。所谓“民不益赋而国用饶”，在不加税的情况下，政府创收很快见到了奇效。
变法的另一个目的，是要缩小贫富差距普惠民众，才能最终做大蛋糕。但是，在实际执行中，政策走了样。比如影响面最广的青苗法，为了完成放贷的业绩，官府强迫贷款，还款时追债抓人。最初的常平仓、广惠仓本是一项公益事业，后来则变成了民怨沸腾的国家放贷银行。
均输法和市易法，本意是打击市场垄断，降低政府的采购成本。但是政府垄断范围越来越大，把汲取财富的手，伸到了商业的各个领域，给了执行人员贪污腐败上下其手的空间。
地方豪强富户、富商大贾、皇亲国戚和一些与他们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官僚，在经济利益上受到惨重损失。他们结成联盟以各种方式，予以反击。
变法到底效果如何，各地情况不一，说法不一。比如青苗法，前宰相韩琦在河北反映问题很大，但是神宗派下去的调查人员却反映执行很好。王安石在地方任职时，也曾小范围试验成功。
肯定王安石变法的人，说法令本身是好的，只是执行走了样。但是一个执行会出问题的法令，到底是不是好法令？否定变法的人，似乎也有理。
史实也是问题。《宋史》出了名的乱，《神宗实录》前后被修改三次，可信度低，真相扑朔迷离。诸多因素，让“王安石变法”成为历史上争议最大，谜团最多的改革，至今仍没有定论。
变法的首要目的——创收，在短期内实现了；至于均贫富，则从来没有实现。蛋糕，最终没有做大。这引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在农业社会土地有限的情况下，到底有没有做大蛋糕的可能？
解放生产力，做大蛋糕，在不损害既得利益者的情况下，实现增量改革，这样理想的改革方式，只有在近现代迈入工业社会，农民变成工人后，才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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