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遭何劫难，怎连一张纸也没留下？(3)
乱世书劫
清代末年屡遭劫难
《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之后，对《永乐大典》的管理逐渐松懈下来。至嘉庆、道光年间，官员又伺机挟带偷窃，并将所偷之书以每册10两银子的价格卖给洋人，因此，到光绪元年（1875年）重修翰林院清点《永乐大典》时，所存不足5000册；到了光绪三年（1877年），只剩下3000余册；到了光绪十九年（1893年），只剩下800余册。这些丢失的《永乐大典》都属监守自盗，例如大臣文廷式以借读《永乐大典》为名，盗走了100余册；翰林院的人在下班回家时，将一本本《永乐大典》挟在衣物中携带出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坐落在东交民巷的翰林院处在战火之中。侵略者对《永乐大典》肆意抢掠，甚至用《永乐大典》代替砖块，构筑工事，或纵火焚烧，一时仅存的《永乐大典》几乎丧失殆尽。
翰林院劫后《永乐大典》仅剩64册，被同治十三年（1874年）状元、清末大臣陆润庠运回府中。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第一科科长的周树人（即鲁迅先生）的建议和努力下，获教育部同意，并呈请国务院批准后，教育部派员去陆润庠处将这64册劫余的《永乐大典》取回，4册存放于教育部图书室供展览，60册送交京师图书馆保存。京师图书馆经多方征集，到1934年，已改名为北平图书馆的馆藏《永乐大典》增加到93册。由于局势动荡，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等古籍南迁，北平图书馆即选择一部分善本典籍（包括《永乐大典》）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经代理馆长袁同礼、上海办事处钱存训通过驻美使馆和美国联系后，选取了3000种书（其中有60册《永乐大典》）运到美国，交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书（包括《永乐大典》）均被运往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永乐大典》得到各方的捐赠，国内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永乐大典》全部赠送给北京图书馆（即原北平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和广东文管会也分别将4册和3册《永乐大典》赠送给北京图书馆。苏联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先后三次将沙俄和日本侵略者劫走的64册归还了我国。至今为止，国家图书馆馆藏《永乐大典》共有161册。现世界各地尚有《永乐大典》400余册，星散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单位。
谋生不易
“投笔从戎”原是抄书人
从简策版牍时期开始，社会上就开始出现了以代人抄书为生的穷读书人。东汉、三国时，将这些代人抄书的文人叫作“佣书”，是对被雇佣抄写图书的文人的一种称呼。纸写书代替了简策版牍之后，从事这种“佣书”职业的文人逐渐增多。到了唐朝，对从事抄书的人叫作“抄书人”“楷书手”。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也仍然需要抄书人，一是抄写在纸上之后才能据此雕版；再就是不是所有的书都需要雕版印刷，有些书仍以写本书的形式出现，这些书仍需要抄书人。
抄书是一项既要求高而又相当辛苦的工作，偶尔抄抄也还可以，如果长年累月伏案抄写，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了。首先要求抄书人写得一手好字，还要求字字工整，一笔不苟；更要求抄写正确，不误写、不丢字落句。此外，作为受雇于官府或私人的抄书人，必须按规定完成每天抄写字数的“定额”。既要求写得好，又要求写得多，天天埋头抄写，其辛苦之状是可想而知的了。
在我国历史上曾有几位著名人士，在他们发迹之前，因贫穷落魄而以“佣书”谋生，如东汉名将班超还留下了“投笔从戎”的故事。
我国有两部最大的写本书，一部是《四库全书》，这是我国最大的一部写本书，其次就是《永乐大典》。同样是写本书，但编纂方式不同，《四库全书》是丛书性质的，而《永乐大典》是类书性质的。这两部卷帙浩繁的最大的写本书，全都是用手工抄写而成，可见其工程之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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