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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霉事》入围塔林黑夜电影节,聚焦阶级与权力

日期:2026-10-13 编辑:橙子 来源:网络

  曾三次代表多米尼加共和国角逐奥斯卡、并凭2017年作品《啄木鸟》(Woodpeckers)成为首位入选圣丹斯电影节的多米尼加导演何塞·玛丽亚·卡布拉尔,将带着自己的第一部黑色喜剧《倒霉事》(Sh*t Happens)进入塔林黑夜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费莱马丁内斯在倒霉事中的剧照

  这部影片原名《Gut Feelings》,故事发生在一个多米尼加家庭,以近似佩德罗·阿莫多瓦作品的荒诞方式处理社会分化与权力角力。影片将在塔林举行世界首映,马德里公司Latido Films已提前取得国际销售权。

  影片由拉斐尔·埃利亚斯·穆尼奥斯和萨拉·佩雷斯·巴埃斯代表多米尼加主要制片公司Lantica Studios制作。Latido Films总经理安东尼奥·绍拉从该公司发行卡布拉尔2021年的《科佩利亚酒店》(Hotel Coppelia)时起就关注导演的作品,同时也与Lantica Studios保持长期合作。

  绍拉认为,影片的前提新鲜而挑衅,表演也很出色。它在娱乐观众的同时,对阶级和种族主义作出深入而聪明的分析,电影结束之后仍会促使人继续思考。

  故事围绕一个三口之家展开。父亲劳尔由曾出演阿莫多瓦《不良教育》和Netflix剧集《阿尔法男》的西班牙演员费莱·马丁内斯饰演,妻子维罗妮卡由利兹贝特·桑托斯饰演,女儿伊莎贝拉则由莱奥诺罗·福雷罗饰演。

  身为生物技术专家的劳尔为了治疗体弱多病的女儿,竟在保姆莉迪亚身上找到办法。莉迪亚由辛迪·加兰饰演。当她和女佣多明加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提供着极具价值的东西,两人决定挑战这个家庭中楼上与楼下、雇主与佣人之间固有的秩序。多明加由伊莎贝尔·斯宾塞饰演。

导演何塞玛丽亚卡布拉尔

  卡布拉尔在采访中谈到了影片的社会评论、经过仔细控制的荒诞幽默、阿莫多瓦对视觉风格的影响,以及这个故事有意正面处理的排泄物话题。

西班牙语片名《Comemierda》是什么意思?

  卡布拉尔解释,这个词有双重含义。拆开写的“Come Mierda”直译是“吃屎的人”,但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拉丁美洲许多地区,它通常用来形容势利、瞧不起别人的人,经常与财富和特权联系在一起。这个说法在不同文化中的用法并不相同,很少真的指向字面意思。片方把两个词合成一个,就是要同时利用这两层含义,观众看完电影后会完全理解这种重新解释。

为什么第一次尝试黑色喜剧,同时仍把一贯关注的社会批判放在电影核心?

  导演并没有有意识地决定下一部电影一定要拍成黑色喜剧,而是故事本身要求这种形式。他一直关心社会议题、阶级,以及人们所处社会中的种种矛盾,但又不想把电影拍得沉重而充满说教。

  喜剧让他能够换一种方式进入令人不适的区域。观众先笑出来,可能一秒后才开始追问自己为什么发笑。电影就是要制造不安,也希望能带来挑衅。

劳尔发明的神奇微生物疗法非常疯狂,这个构想从哪里来?

  起点其实没有那么离奇。卡布拉尔想到的是,许多多米尼加和拉丁美洲家庭如何与在家中工作的雇员相处。一名保姆可以抚养孩子,知道一个家庭最私密的细节,在情感上不可替代,但她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仍然存在清晰的社会等级。

  导演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发生什么事,才能彻底颠倒这种关系。假如这个家庭突然需要从保姆那里得到某种金钱无法轻易买到的东西,局面又会怎样变化。

  这个问题最终导向影片中心那种异常古怪的疗法。卡布拉尔当时读到不少健康潮流和替代疗法的资料,接触到片中采用的特殊疗法时,所有想法突然连在了一起。故事的发展越来越荒诞,也越来越好笑,更重要的是,它为影片想要探索和挑战的权力关系提供了一个恰当隐喻。

这部电影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

  对卡布拉尔来说,核心是阶级、依赖和权力。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社会不平等由此产生的权力关系与矛盾,是影片真正要观察的对象。

  人们往往认为支付工资的人掌握权力,但家庭内部的雇佣关系远比这复杂。如果被雇用的人突然成为雇主迫切需要的人,权力会如何转移。导演多年都在思考这一问题,因为这种关系在当地太过普遍,人们有时已经看不见其中某些现象有多么奇怪。

  故事虽然发生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所触及的问题却具有普遍性。具体环境和文化细节可能不同,家庭与家政劳动者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却以不同程度存在于世界各地。

  卡布拉尔不想代替家政劳动者发言,也不想拍一部把人物简单分成恶人和受害者的电影。他选择批判地审视自己熟悉的生活,用喜剧和荒诞让观众产生足够的不适,从而换一个角度看待它。

如何与编剧米格尔·亚鲁尔和娜塔莉·佩拉尔塔找到合适的语调,又参考了哪些影视作品?

  三位创作者很清楚这个故事前提可能带来的风险,但仍希望突破类型语调的边界。他们一致认为,当代写作和电影制作应当敢于冒险,因此在充分考虑风险之后仍决定深入下去。

  创作时最重要的一条规则是,人物永远不能知道自己身处一部喜剧。情节会变得越来越荒谬,但所有人都必须完全认真地对待它。大量幽默正是来自这组反差,卡布拉尔与米格尔、娜塔莉花了很多时间校准其中的分寸。

  影片也带有鲁本·奥斯特伦德、奉俊昊和欧格斯·兰斯莫斯式的尖锐社会观察,并借鉴那些允许情境自行滑向荒谬、无需解释笑点的创作者。不过,团队最终仍希望电影深深扎根加勒比地区,尤其扎根多米尼加经验,同时讨论能够在其他地方引起共鸣的普遍主题。

成年演员组成的群戏阵容为什么重要?

  卡布拉尔说,选角关系到整部电影能否成立,因为每个人都必须毫无保留地相信这个荒唐处境。费莱·马丁内斯具有不刻意演喜剧却能令人发笑的能力。劳尔做出的选择越来越值得质疑,但马丁内斯让他仍然像一个真实的人,他所有行动都由一个简单愿望推动,那就是帮助女儿。

  利兹贝特·桑托斯则给了维罗妮卡导演需要的复杂性。这个人物很容易变成有钱又控制欲强的母亲漫画像,桑托斯却让观众在她的强势控制之下看到脆弱和人性。

  辛迪·加兰和伊莎贝尔·斯宾塞同样关键。电影很大程度上依赖屋内几位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当家庭等级开始移动时,这些关系发生的变化。

影片鲜艳的色彩、经过设计的构图和丰富室内空间颇有阿莫多瓦风格,这套视觉方案如何形成?

  导演并不回避阿莫多瓦的影响。团队确实希望构图主动参与喜剧效果,尤其借鉴阿莫多瓦安排机位和调度人物的方式。

  片中的房子几乎是另一个人物。故事开始时,一切看上去都受控、洁净并经过精心组织,反映这个家庭希望如何看待自己。随着屋内关系发生移动,这种被仔细建造出来的秩序逐渐显得越来越怪异。

  团队还尽可能使用较宽的群像构图。他们没有为每一句台词都切到特写,而是让人物在画面中移动,把决定看哪里、跟随谁的权利交给观众。这是一个关于家庭、关于一群人不断相互反应的故事,让这些关系在同一个镜头内展开更为自然。

  因此,拍摄也有意减少覆盖镜头,演员和摄影机的运动都经过细致编排,剪辑次数则尽量控制。

拍摄期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卡布拉尔开玩笑说,有时最难的是忍住不笑。有些日子,大家从戏里抽离片刻,才意识到整个剧组正投入大量时间和劳动,非常严肃地讨论排泄物。

  真正精确的挑战,恰恰是不能把这一切当成笑话。演员一旦向观众使眼色,电影就会坍塌。即便费莱说出极端疯狂的台词,剧组仍会像拍摄一部英格玛·伯格曼电影那样,认真讨论人物动机和情感真实。素材越荒诞,所有人越严肃,这也成为制作过程本身的一部分乐趣。

倒霉事群戏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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