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称"百日维新"的戊戌变法最终取得了哪些成就
被称为“戊戌变法”的戊戌变法，持续的时间就是这么短。它取得成功了吗？接下来就和读者一起了解一下，给大家一个参考。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郭诏》，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同一天，光绪皇帝颁布诏书，申明他改革的决心，并斥责这位保守的大臣:
“感谢关心国家的时代，我认为旧章会坚持下去，新法会被淘汰，所有的鸟嘴都会不了了之，空无济于事。请问今天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国家是不是这样？如果还用不练的兵，有限的俸禄，读书人无实学，工人无良师，弱强联合，贫富厮混，真的能造出攻强有力的兵的制度吗？”
此后，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协助下，多次颁布法令，实行新政。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变法失败。历时103天，被称为“百日维新”。现在回头看一百多年前，它的历史贡献是什么？它的局限性是什么？
戊戌变法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旨在加强和抵御外来侵略。光绪皇帝、康有为等维新派都希望中国发生巨大而迅速的变化。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戊戌变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多措施不符合当时的国情，其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退一步说，即使没有慈禧的干预，这场改革运动也不会进行得太久或太远。
但是，一棍子打死戊戌变法，显然有失公允。短短103天的维新运动仍然为中国注入了新鲜血液，贡献巨大。主要有几个方面:
首先，戊戌变法在政治上要求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现代君主立宪制。
中国本来就是封建国家，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政治上是绝对的封建君主专制，文化上和教育上崇尚儒家伦理，实行八股科举的教育考试制度。这样的制度已经远远落后于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现代国家中的英法等国。
落后就要挨打。所以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抵御外侮，打了很多仗都输了。事实证明，传统的封建制度在现代世界已经无法生存。洋务派认识到了外国的先进性。他们使用西方法律建造船只、工厂和铁路。但是，洋务派并不想从根本上改变旧制度。它只是想学习西方在器物层面的长处。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际意义。
维新派的进步性在于认识到一些器物层面的变革根本救不了中国，必须改革根本制度，将传统的封建专制农业国变为近代的君主立宪工业国。所以他们主张“大变”、“速变”、“总变”，大大突破了洋务派所认可的变的范围。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君临天下，垄断一切，权力不可分割，不受限制，这就排除了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是不公正、不平等、暴政、动乱和腐败的根源。因此，维新派极力主张改变专制制度，他们借用法国启蒙思想来安放卢梭的“人民契约论”思想，谭嗣同尖锐地指出:
“人之初，本无所谓，人之初也。人与人之间不能共治，人与人之间也不能共治。所以，总共有一个人被命名为国王.....如果一起做，人先来，那么你就有了王，而王的最后，人是基础，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会因为结束而影响到你。人民怎么会受国王的影响？如果你和你的丈夫一起分享，你就可以完全浪费掉它。你也是君子，你为人民做事。我也是大臣，我也是文官。事情不做，别人也容易，也是世人的普世义。”
这种言论在当时是非常大胆和新颖的，它们充分暴露了帝制下的悲惨现实，痛斥清朝的统治“如同黑暗的地狱，在那里没有法律也没有政府保存记录，人民只有愤怒”。
虽然维新派的主张客观上只能为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分享政治权力开辟道路，但并不能真正拯救当时的中国。然而，改革者努力限制君主的权力，摆脱专制主义的束缚，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人只有不相信君权神圣，从专制皇权中解放出来，才能前进。因此，戊戌变法中的思想解放为许多知识分子的进一步革命化创造了条件。
第二，戊戌变法的贡献还在于经济上提倡私营企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出现了工厂、矿山、铁路等现代企业，但数量不多，且多为官营、官督商办、官商合作，私营企业不受保护。
戊戌变法的第一天，光绪皇帝就指示各省设立商局。这是御史王提出的建议。“请各省会设商务局，凡有财、稳、有名气的士绅、商人，一律任命为局局长，在局内办事。”不久，光绪两次命刘坤一、张之洞在上海、汉口设立商业局，建立商会。
不仅如此，光绪皇帝在他的圣旨中，还鼓励士人写新书，造新法，造兵器，授专利，甚至民间还可以建枪厂。连枪厂都允许民间兴办，更别说其他私营企业了。
后来，光绪皇帝在北京设立农工局，命各省设立分局，“分别制造，以扩大权益，民用之”。虽然这些保护和鼓励私营工商业的法令大多因旧派的阻挠和拖延而未能实现，但私营企业的法律地位一直不可动摇，对鼓励私营企业兴办工商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戊戌变法后，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近代企业，80%以上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作。戊戌变法前后三年(1897-1899年)，全国创办厂矿54家，资本621万元，其中商业企业占70%，私营企业已成为工商业的主流。
第三，戊戌变法的贡献还在于废除八股文，改革科举制度，提倡向西方学习，推行现代教育制度和文化措施。
维新派非常重视人才的教育，康有为强调:“欲行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天地，不可急于教育。”梁启超认为:“变法之本，在于育才、兴才、兴学、立学、改科举”。
科举制度、八股文就是禁锢思想、脱离实际的典型。知识分子只能读古代儒家经典，写固定格式的文章，才能得高官厚禄。改革者猛烈抨击这一点。严复说:“士八股，使世人虚度于无用之地，毁于默默无闻之志节，使人骄昏，不足以养国，不足以养物。”变法期间，这种反对八股科举的尖锐言论比比皆是。
维新派在反对八股科举的同时，提出了强调西学、学以致用的主张。在教育文化方面，一是主张创办新式学堂。光绪皇帝在“国为邦”的上谕中，特别提出“国子监堂为各省之倡议，尤应先办”，并下令各地设立大中小学校和各种专门学校。
第二，科举考试不要八股文，要尝试谋略论。“在以后的所有考试中，都要强调实际的学习效果，不能以开放式方法的优劣作为依据。”同时，还开设了专门的经济科目。
三是鼓励办报，改《泰晤士报》为官报，派康有为去办。“每份报纸的风格都应该建立在讨论其优缺点和拓宽知识面的基础上。中外时事要老老实实讲，没必要避讳。”此外，还鼓励书籍的翻译，留学生的选拔，徐世民的写作和演讲，舆论的开放。
在朝廷的大力倡导下，社会风气越来越浓，学校、报纸、社团纷纷成立，如雨后春笋。戊戌变法七年后，延续了一千年的科举取士制度终于被废除。现代教育制度取代了传统的封建教育，报纸和其他大众媒体日益普及。
戊戌变法动摇或部分改变了封建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某些方面，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但同时也要看到改革派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
康、梁在维新运动中幼稚、脆弱、摇摆、冲动、盲目乐观，缺乏远大的计划和实际行动。很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他们想不做，或者做不到、不想做。当时改良派的种种错误、缺点、短视，需要通过阶级、历史的分析来理解，而不是向前辈苛求。
戊戌变法期间，新旧势力对比非常悬殊，保守势力势力强大。戊戌变法的中坚力量多为青年知识分子，或为举人，或为秀才，或为中下层官员，无地位，无权势，无威望。感受到国家的危机和人民的贫困，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他们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
维新派势单力薄，把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以为只要说服皇帝本人，同意实行新政，就能冲破一切阻力。他们低估了交织在一起的老式力量。守旧派，一边是高高在上，为了权力而霸道的慈禧太后，一边是固执墨守成规的朝廷官员和封建官员。
守旧派没有执行、处理、搪塞、拖延光绪皇帝百日维新颁布的新政圣旨。但他们嫉妒改革者，公开敌对，像火和水。于是，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皇帝轻易屈服，六君子坐以待毙。正在改革和改革的大楼突然倒塌，分崩离析。因此，戊戌变法失败的悲剧有其深刻的根源，也是历史的必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果您的原创版权受到任何侵犯，请告知我们，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以上就是有关传统文化、历史文化的所有内容了，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相关的内容，欢迎广大小伙伴们关注古宫历史网
相关文章：
相关推荐：
“鱼越大鱼越小”网络梗词解释
“谁问你了”梗由来与解释
“20岁中华血脉开始觉醒”网络梗词解释
《西游记》“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网络梗词解释
“知食分子”网络梗词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