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抱怨高考？那你以为古代科举是吃素的！

科举看榜图

1、 科举考什么

碰到一朋友诉苦，说孩子立马就要高考，压力大得不行，那天更爆发了，歇斯底里吐槽：高考考这么多课干嘛啊，还是穿越到古代科举好，就考一门写作文，多简单。

我答：穿越古代考科举？就算科技允许，那也是吃了豹子胆，真考非得糊了。

平心而论，孩子吐槽的也没错，自打隋朝大业四年（607年），隋炀帝以“试策”取士以来，直到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科举。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演变趋势，应了一句老话：“把复杂的东西搞简单，那是能耐。”复杂的科举，考法越变越简单，就是为了考能耐。

考法最复杂的，当属唐朝，包含门类竟达五十多个，但真正分量极重的，就是两类考试：“明经”与“进士”。

好考一点的是“明经”，也就是基础知识考试，核心环节是“贴经”，就是找经典古文，遮住句中关键字词，让考生填出正确的。跟英语完形填空差不多。难考的是“进士”，主要考诗赋，另外还有“论议”，也就是议论文写作。还有“对策”，是考时事政治问答，最后考“经义”，也就是默写古文。

从技术含量说，“进士”的难度大得多。成败关键是“诗赋”环节，不但考文采，更得看考生日常的作品和名望。所以说“明经”考试，唐朝人叫“三十老明经”，也就是说这考试简单，三十岁考上都算没本事。说“进士”考试，却是“五十少进士”，也就是说这门考试太难，五十岁能考上，就算年轻有为了。后来名垂青史的唐朝诗人里，“进士”考试落榜的，一抓一大把。典型如杜甫，写诗写到了“诗圣”级别，照样考不上。

当然也得说句公道话，唐朝考不上不一定是水平不行。当时科举看重门第，且徇私舞弊方便。所以唐朝的落榜生们，好些人也写诗咏叹，表达各种不服。但从宋朝起，假若科举落榜了，却十有八九是水平问题，不服都不行，因为科举也改革了。

宋朝的科举改革，一是制度环节，确立了三年一次的州试——省试——殿试的三级环节，也就是考生们要经过秀才——举人——进士的晋级道路。而且最后一关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这个制度改革，一直被沿用到科举制度结束。二是考生范围扩大，不再看门第出身，两宋329年，中榜者九成以上是平民百姓子弟。还有一些影响到今天的改革，如“糊名法”今天还在用，只是称呼换了：高考密封阅卷。

考试内容上，宋朝改革更大，“贴经”给废了，新增了“经义”，也就是写议论短文。参考书目包括《诗经》《周礼》等儒家典籍，可谓考试范围广，知识含量大，书写难度高。两宋一百一十八次科举考试，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两样全考，总的趋势，是诗赋越考越少，经义越考越多。考试的难度，自然也越来越大。

宋朝的“经义”考试，后来几经变化，终于在明清时代，到达了难度的顶峰，成为公认的科举最恐怖考试模式：八股取士。

所谓八股取士，也就是考试写八股文。这是一套严格到极致的写作规范：全文分成八个部分，从内容到篇幅都有苛刻的要求。主题更有严格限制，每一个观点，都得遵循大儒朱熹的名着《四书章句集注》，连修辞手法也有规定，文章的后四个部分要分四段，每段必须有两段对偶排比句子。如此苛刻规矩，好比杂技表演里的走钢丝，多迈一小步，就是万丈深渊。

而且跟宋朝不同，明清的科举，方式变得最单一，只有“经义”考试，也就是写这恐怖的“八股文”。莘莘学子想要金榜题名，就得从“八股取士”的钢丝上走过去。

再看看明清科举的考试过程，就不得不感叹，这“钢丝”太长，跟万里长征差不多。

明清科举制度沿用宋代，只是称呼改了，叫乡试——会试——殿试。考法却恐怖，考生要先经过检查，排队脱光衣服接受搜身，平均每个考生要被搜查两个小时。考场都是单间，称为“号房”，名字听着像监狱，其实也差不多，就是高六尺宽三尺的小黑屋，带着笔墨蜡烛和干粮进去，第二天早晨才能出来，中间可以睡觉，却连床都没有，只能拿两块木板拼起来凑合下，也可以在里面上厕所，却其实没茅厕，只能在“号房”里随便找地方解决。而且房间严密，夏天不能透风，冬天不能生炉，所以冬冷夏暖，比集中营还惨。

但最惨的，却是高强度的答题过程，以明朝乡试为例，考生的第一场考四书五经，得一口气写七篇论文。第二场要写一篇政论，五篇判词，外加一篇公文。第三场考策问，要写五篇时政评论。所有这些，都是那种结构严整到苛刻，小心应对如走钢丝的八股文。闭眼就能想象，在昏天黑地的考场里，接受如此大运动量的书写考验，表面简单的明清科举，是一场怎样七荤八素的折腾。

这样恐怖的考试方式，不管是当时的亲历者，还是后来的旁观者，说起来都是一把辛酸泪，明朝人有诗形容得最形象：三场辛苦磨成鬼。虽说夸张，却也有理，这么个折磨过程，且不论中榜与否，全程咬牙熬过来的，就真不是一般人。看看明清的牛人就知道，大儒王阳明，大改革家张居正，大英雄郑成功，大名臣曾国藩……有一个算一个，全是从这场辛苦的折磨里熬过来的。他们后来留在煌煌史册上，被冠以“大”字的种种能耐，更是从这看似简单，其实艰辛无比的炼狱中，实打实考出来的。

2、科举怎么抓作弊

很多历史研究者，都曾表达过一个这样的感慨：在交织着权谋黑暗的中国封建政治史中，拥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算是难得的“净土”。

自隋朝创建科举以来，至清末废科举，金榜题名的幸运儿们，绝大多数都是寒门子弟，放在科举制度不断完善的宋明清三朝，比例更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论录取公正性，确实很“干净”。

但算是“净土”的科举，却从来不是“静土”，也有一股“暗流”，不但从始至终涌动，甚至时不时的闹出点动静：作弊。

最“低端”的方法，就是贿赂考官。这招在唐朝最流行，唐朝科举漏洞太多，对科举舞弊处罚也极轻，唐穆宗年间，礼部侍郎钱徽主考时受贿，后来东窗事发，也不过是贬官到地方，没几年就大摇大摆升官回来了。这样状况下的唐朝科举，也就越来越不靠谱。唐朝最后灭在了军阀朱温手里，朱温的谋士李振，屡次科举不中，被营私舞弊欺负得冒火，这回趁机报仇，三十多名曾当过科举考官的唐朝大臣，被统统砍了扔进黄河里。

宋太宗年间出台“糊名法”，也就是考卷密封，后来又出台了“誊录法”，也就是所有的考卷，密封完后由专人负责誊抄，再交给考官批改。明朝开始，处罚力度越来越严，清朝更到了顶峰：顺治皇帝砍了20多个考官，咸丰八年的科举案涉案的最高官员，是清朝军机大臣柏葰，他并非舞弊主谋，咸丰帝也批示“言念及此，不禁垂泣”，但虽然抹眼泪，一样照杀不误：柏葰在内的三位主考全部被处决。科举腐败，真个成了封建官场最“高危”的腐败方式。

鉴于“腐败”越来越高危，很多作弊考生也改弦更张，开动脑筋，发明多种作弊方式。

比较常用的办法，就是“枪替”，也就是找人替考。宋朝起，这个“产业”就被严打了，典型政策“浮票”制，一张薄薄小条，却简要写明考生的各类体貌特征，考官要按照“浮票”内容查对，对照无误才能过关，而且宁可弄错绝不放过，宋朝曾有考生“浮票”上写明是个胖子，却在复习中累瘦了，对照的时候考官不答应，硬当“枪手”给处理了。

对“枪手”的处理，历代也越来越严，宋朝逮着还算好，最严也不过是限定几年内不得再考，明清可就惨了。比如清朝乾隆年间，广西考生岑照雇人替考，嘉庆年间，湖南考生傅晋贤买通书吏替考，东窗事发后，这几个涉事者一律处斩。

而最普及的作弊方法，就是“夹带”，也就是俗称“打小抄”，明朝万历年间状元赵秉忠，参加县考时只因同考场有人“打小抄”，结果连他在内所有考生，都要在冬天脱光鞋袜，集体站在雪地里接受检查，险些脚给冻残了。被查出来则更惨，轻的当场打板子，终生不得考试，情节严重的，发配充军流放乃至杀头，各种处罚都有。

但这样的风险下，还是涌现出不少作弊“奇葩”，比如南京贡院出土的清朝科举“小抄”，长6厘米厚0.5厘米，却包含了八万字的内容，还有一种55厘米宽的麻布坎肩，上面写满了四万字的八股文，其他类似的“小抄”，也有多种携带方法，有藏在靴子的鞋跟部的，有编到辫子里的，甚至还有“动物专家”，专门驯养了鸽子，考试时用鸽子稍进来……

对付这些“奇葩”，朝廷也有办法，最恐怖就是突击检查，而且规定士兵逮着一个作弊考生，就赏白银一两，折合人民币六七百块。 “战果”最辉煌的，是乾隆九年（1744年）顺天府乡试，一场突然搜查，当场逮住42个“打小抄”的，牢房都蹲满了人不说，还有两千多考生，竟吓得当场弃考。搜查出来的“小抄”，更堆积如山。这事完了之后，乾隆恼怒不已，不但连发圣旨大骂，更规定“突击检查”成了常例，每次开考，清政府都专门组织“巡考队”，游走在各地考场间，时不时搞突然袭击。

这以后，“突击检查”一直是清朝科举的惯例，而严苛的搜查制度，更从此贯彻下来：考生不许穿皮帽和棉衣参加考试，即使冬天也必须穿单衣，笔管必须空心，连带入考场的食物，也必须在入考场前切开，弄成小块带进去。这般折腾，也令诸多考生苦不堪言。清末一位名臣，就曾对属下感慨，大意是我虽然没有科举功名，但能在一场严苛的科举考试中坚持考完，就已足够磨练意志。说这话的人，便是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的主倡者，近代枭雄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