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出自《孟子 滕文公下》，大意就是说，孔子做春秋，知道有人会对此肯定，有人会对此反对，褒贬不一，但孔子还是做了，有留给后人评价的意思。某人说的上面那两句，出典就在这里。是说我做了该做的，但究竟如何，就留给后人评论吧。
《春秋》的历史评价：
《春秋》“大义”并非“史义”。史学作品不仅应记载事实还要展示作者的思想，这是历史上多数学者都赞同的看法。但史学思想源于史实，且不能脱离史实而独存，这点即使极端如克罗齐、科林伍德者也不曾否认。《春秋》大义不同于历史学家的思想，《春秋》只是作者将政治理想赋予历史的形式而已：“《春秋》系以先王之志，亦即是以政治的理想为归趋；但乃随史实之曲折而见，故谓之‘志而晦’”，“孔子因乐尧舜之道（‘先王之志’），以尧舜之道为基准，是非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作拨乱反正的凭借”。《春秋》大义源于作者的政治观，而历史思想来自史家对史实的思考，足见两者根本不同。不幸的是，有学者将《春秋》的“微言大义”与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相提并论，或以之为早期史家主体意识的嚆失而予以表彰，或以之为古代刀笔吏史学的首恶而大加贬斥。实则就《春秋》而言，历史是形式、皮毛，政治是内容、核心，以褒贬、曲笔为形式的“春秋笔法”正是《春秋》微言大义之所系，去此则大义不存。至于效法《春秋》任情褒贬，当受其批评的无疑应当是后世的误解者，又岂能以此归咎于《春秋》及其作者？
首先，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调和说”视为对顾、钱等人观点的修正也未尝不可。其次，认为《春秋》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孔子则是中国的“史学之父”或“史学之祖”。有学者认为：正如希罗多德是希腊史学之父一样，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正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是世界上最早的历史专著。有学者则说：“当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写出他的《希波战争史》时，中国的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已经问世30多年了。”还有学者主张：“我国学术界曾把司马迁誉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父’，我认为孔子可称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祖。”实际上，凡此种种说法中无不充斥着误解，只可惜学者的理性每每为热情所蒙蔽，以致陷入为古人争讼的怪圈而习焉不察。再者，“调和论”者认为《春秋》的“微言大义”不仅存在，同时正是《春秋》之所以为史学著作的关键。有作者这样评论说：“孔子对于历史编年的革新，即赋予历史记录之中以褒贬的历史评判，使历史记录具备了崭新的姿态。《春秋》因此成为我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不再是历史记录，孔子因此而成为中国史学之父。”实际上，论者之所以将《春秋》的微言大义解释为“史义”，乃是源于对近代西方史家关于史学著作应表现作者思想这一观点的误解。
天开人文，鲁兴春秋。 春秋这部经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就是被人们称赞的春秋笔法。春秋最大的特点就是每用一个字，都是入木三分，有褒贬含义。后世很多的人在写作的时候，学习春秋的写作方法，用字用言，字字珠玑。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译文：《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 。在中国，不仅说话要注意，连写字都要注意。在这样一个毫无言论自由的封建国度里，春秋就像是文人们的救命稻草，纷纷学习，纷纷著书，褒贬时事。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人文时代的开端，也是儒家文化的先声，中国思想文化的儒家传统是如何来的，不知春秋是无法知后世的。春秋还是一部那个时代的人性历史。春秋时期，泱泱大国就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了，人们开始有了礼，懂得了仁爱，大智大勇的智慧开始浮现。春秋正好记载了这个时代的人性的具体表现以及发展历程，，所以说，春秋是那个时代的人性历史。
《春秋》为何用季节命名：
说法有三：古代春夏季实行奖赏，秋冬实行惩罚，各取一季，表示赏罚，引申而言就是褒贬；《公羊传疏》记载，孔子在鲁哀公十四年春始作《春秋》，九月完成，春编秋成，故曰“春秋”；《春秋》为史书的统称，各国早有，孔子仅沿用而已。燕、宋、齐均有“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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