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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与张丽华之死

日期:2017-09-23 来源:故宫历史网 编辑:阿名 阅读:
丽华南朝后主陈叔宝贵妃。史载她发长七尺,光可鉴人,才思敏捷,记忆力超群,可谓色才双绝,深得后主喜爱。隋开皇九年(589年),隋军破建康城后,张丽华被杀。关于张丽华之死,有记载说,隋平陈后,晋王杨广欲纳张丽华。行军元帅长史高颎曰:“武王灭殷,戮妲己。今平陈国,不宜取丽华”[1],乃命斩之。杨广甚是不悦。《资治通鉴》对此事经过的描述更为详尽:攻下建康后,高颎先入。晋王杨广派任自己记室的高颎之子高德弘飞驰至颎处,“令留张丽华”。高颎曰:“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己,今岂可留丽华”,于是斩张丽华于清溪。德弘回去汇报此事,杨广变色曰:“我必有以报高公矣!”[2]也由此开始记恨高颎。

杨广与张丽华之死
(隋炀帝画像)

杨广与张丽华之死
(隋炀帝手迹)

杨广与张丽华之死
(隋炀帝陵)

杨广与张丽华之死
(张丽华画像)

杨广与张丽华之死
(张丽华画像)

依上所言,杨广知道高颎可能会在自己入城之前处决一些陈朝官僚及后宫嫔妃,所以特意遣使告知高颎“留张丽华”。事实上,当时高颎虽然独揽兵权,但杨广为行军元帅,拥有决策之权。按理高颎在俘获陈后主及张丽华等人后,并不会私自对他们进行处决。且高颎在开皇九年(589年)正月甲申入建康,只隔了一天,丙戌日杨广便入建康,“五佞”就是在杨广入城后主持处决的。此时高颎即使不同意杨广纳张丽华,也必会经过一个劝谏的过程再做处理。且《隋书》和《资治通鉴》单单记载了高颎杀丽华一人,并不见处斩其他人,其真实性不免令人怀疑。

据《隋书》载:杨广母独孤后“性忌妾媵”。皇太子杨勇被废,就与他“内多嬖幸”密切相关。杨广长期生活在父母身边,不可能不知道其喜好。又史载杨广善于“矫情饰行,以钓虚名”,他“后庭有子,皆不育之,示无私宠,取媚于后”[3]。若此时他纳张丽华,必会引得独孤后大怒,故而在此次战役中,渴望获得功名的杨广应不会轻易犯独孤后之忌讳。再观杨广入城后的举动,“使高颎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天下皆“称广以为贤”。[4]这与他要求留丽华并记恨高颎的说法明显不一。

翻阅史书,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的《陈书》中,就出现了与《隋书》《资治通鉴》不同的记载,曰:“晋王广命斩贵妃,榜于青溪中桥”[5],明确指出斩张丽华乃杨广所为。与此相似的记载还见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成书的《南史》,曰:“晋王广命斩之(贵妃)于清溪中桥”[6]。按《陈书》作者姚思廉之父姚察当时正在陈朝为官,对隋灭陈之事了解应比较清楚。《南史》作者李延寿继承了其父李大师的草稿旧本。李大师与魏为同时代人,他们都经历了隋朝的强盛与速亡。而李延寿、姚思廉与魏等同在贞观史馆参修史书,所接触史料的机会是一样的,并且李延寿还参与了《隋书》的修撰工作。但关于张丽华之死的记载如此相悖,颇为令人疑惑。我们还注意到,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的《隋书·五代史志》部分,对张丽华之死的记载为:“隋师执张贵妃而戮之”[7],并未指出张贵妃死于何人之手,说明了对高颎杀张丽华之说的不确定性。到成书于唐肃宗之后的《建康实录》,又恢复到《陈书》《南史》的记录,曰:“隋晋王广入据台城,送后主于东宫,命斩张贵妃于清溪桥”,“(张贵妃)为晋王广斩于清溪”[8],两次明确记载张丽华为杨广所杀,这应是许嵩仔细审核史料后作出的抉择。

《隋书》的编撰,贯穿了以史为鉴的指导思想,惟有将炀帝刻画得恶贯满盈,才可能起到此种目的,也才能证明唐代隋的合法性。而唐太宗对高颎情有独钟,曰:“朕比见隋代遗老,咸称高颎善为相者,遂观其本传,可谓公平正直,尤识治体,隋之安危,系其存没”[9],给予了高颎至高无上的评价。故而上述高颎杀张丽华,杨广由是记恨之说法,极有可能是贞观君臣为了丑化隋炀帝而故意为之。

注释:

[1]魏徵等.隋书·高颎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1181.
[2][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5510,5510.
[3]魏徵等.隋书·炀帝纪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3:94.
[5]姚思廉.陈书·后主张贵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131.
[6]李延寿.南史·后主张贵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348.
[7]魏徵等.隋书·五行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3:657.
[8]许嵩.建康实录·后主长城公叔宝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6:808,809.
[9]吴兢.贞观政要·公平第十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65.作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杨广之人物评价

史书评价

《隋书》:“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于是矫情饰貌,肆厥奸回,故得献后钟心,文皇革虑,天方肇乱,遂登储两,践峻极之崇基,承丕显之休命。地广三代,威振八纮,单于顿颡,越裳重译。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红腐之粟,委积于塞下。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阳之乱,匈奴有雁门之围,天子方弃中土,远之扬越。奸宄乘衅,强弱相陵,关梁闭而不通,皇舆往而不反。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流离道路,转死沟壑,十八九焉。于是相聚萑蒲,胃毛而起,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泽,死人如乱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并为麋鹿之场,忄弃忄弃黔黎,俱充蛇豕之饵。四方万里,简书相续,犹谓鼠窃狗盗,不足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乱,振蜉蝣之羽,穷长夜之乐。土崩鱼烂,贯盈恶稔,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终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亿兆靡感恩之士,九牧无勤王之师。子弟同就诛夷,骸骨弃而莫掩,社稷颠陨,本枝殄绝,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传》曰:‘吉凶由人,祆不妄作。’又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观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征矣!”

《北史》:“初,上自以蕃王,次不当立,每矫情饰行,以钓虚名,阴有夺宗之计。时高祖雅重文献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内多嬖幸,以此失爱。帝后庭有子皆不育之,示无私宠,取媚于后。大臣用事者,倾心与交。中使至第,无贵贱,皆曲承颜色,申以厚礼。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又常私入宫掖,密谋于文献后。杨素等因机构扇,遂成废立。自高祖大渐暨谅闇之中,蒸淫无度。山陵始就,即事巡游。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乃盛理宫室,穷极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绝域。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盛兴屯田于玉门、柳城之外。课天下富室分道市武马,疋直十余万。富强坐是而冻馁者,十家而九。性多诡谲。所幸之处,不欲人知;每幸之所,辄数道置顿。四海珍羞殊味,水陆必备焉。求市者无远不至。郡县官人,竞为献食;丰厚者进擢,疏俭者获罪。奸吏侵渔,内外虚竭;头会箕敛,人不聊生。于时,军国多务,日不暇给。帝方骄怠,恶闻政事;冤屈不理,奏请罕决。又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高颎、贺若弼先皇心膂,参谋帷幄;张衡、李金才籓邸惟旧,绩著经纶。恶其直道,忌其正义;求其无形之罪,加以丹颈之戮。其余事君尽礼,謇謇匪躬;无辜无罪,横受夷戮者,不可胜纪。政刑弛紊,贿货公行,莫敢有言,道路以目。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食,邑落为墟,上弗之恤也。东西行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费不给,逆收数年之赋。所至,唯与后宫流连耽湎,惟日不足。招迎姥媪,朝夕共肆丑言。又引少年,令与宫人秽乱。不轨不逊,以为娱乐。区宇之内,盗贼蜂起;劫掠从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掩蔽,皆隐贼数,不以实对。或有言贼多者,辄大被诘责。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师徒,败亡相继。战士尽力,不加赏赐;百姓无辜,咸受屠戮。蒸庶积怨,天下土崩;至于就禽,而犹未之寤也。”

历代评价

杨侗:“世祖明皇帝则天法地,混一华戎。东暨蟠木,西通细柳,前逾丹徼,后越幽都。日月之所临,风雨之所至,圆首方足,禀气食芼,莫不尽入提封,皆为臣妾。加以宝贶毕集,灵瑞咸臻,作乐制礼,移风易俗。智周寰海,万物咸受其赐,道济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历试,统临南服,自居皇极,顺兹望幸。所以往岁省方,展礼肆觐,停銮驻跸,按驾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岂意衅起非常,逮于轩陛,灾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讳之日,五情崩陨,攀号荼毒,不能自胜。”

李密:”磬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李世民:“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隋炀帝纂祚之初,天下强盛,弃德穷兵,以取颠覆。颉利近者足为疆大,意既盈满,祸乱斯及,丧其大业,为臣於朕。叶护可汗亦大强盛,自恃富贵,通使求婚,失道怙乱,奄至破灭。”

朱敬则:“彼炀帝者,聪明多智,广学博闻,岂不知蛟龙失悖渔父足得为害?鲸鲵出水,蝼蚁可以为灾?忽乃弃崤函之奥区,违河洛之重阻。言贼者获罪,敢谏者受刑,岂不是色醉其心,天夺其鉴?窜吴夷以避其地,虚宫阙以候圣人,盖为大唐之驱除也。”

皮日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周昙:“拒谏劳兵作祸基,穷奢极武向戎夷。兆人疲弊不堪命,天下嗷嗷新主资。”

赵恒:“隋炀帝初平陈,斩五佞人以谢三吴,当时天下称贤。及其无道,乃过后主,深可叹也。”

安尧臣:“隋炀帝负其富彊之资,志逞无厌之欲,烦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赋敛百端,四海骚然,土崩鱼烂,丧身灭国。”

朱元璋:“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努尔哈赤:“从来国家之败亡也,非财用不足也,皆骄纵所致耳。若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金完颜亮,咸贪财好色,沉湎于酒,昼夜宴乐,不修国政,遂致身死国亡。”

王夫之:“隋之得天下也逆,而杨广之逆弥甚。”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这个历史上称为隋炀帝的人的性格刻划是非常困难的,除了一些模糊的感觉外,人们不能期望在集中把他说成是古典‘末代昏君’的大量被窜改的历史和传奇后面,对此人的实际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历史文献把文帝的谨慎节俭与炀帝的放荡挥霍进行对比,但从下面建设东都和完成运河体系这一节可以看出,这种鲜明的对比过分夸大了。民间文学把炀帝描绘成荒淫无度的人——以各种异想天开的方式沉迷于女色。但人们会发现,即使怀有敌意的修史者也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他的正妻,一个聪慧和有教养的妇女,从未遭到他的冷落而被宫内其他宠妃代替,她始终被尊重,而且显然受到宠爱。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从野心勃勃的计划。”

“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的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人民生活在一个无节制地使用权力、有豪华宫殿和享有无限声色之乐的世界中,只能产生这种感情上的共鸣。在中国的帝王中,他绝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而他在开始执政时也确有此雄心。”

郑振铎:“杨广虽不是一个很高明的政治家,却是一位绝好的诗人。”

胡戟:“在中国从门阀贵族政治向科举官僚政治转化,从门阀社会向门阀后社会转化的历史关头,宇文泰、宇文邕、杨坚、杨广、李世民、武则天六人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中,在政治改革中走得最远的是隋炀帝和武则天。可后面这两位在历史上却是脏水被泼得最多的。”

蒙曼:“隋炀帝是大暴君,只是,暴君不是昏君,隋炀帝虽然无德,但是有功。只是他的功业,没有和百姓的幸福感统一起来,所以才会有“巍焕无非民怨结,辉煌都是血模糊”的说法。换言之,他没有处理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关系,反而成了罪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才是隋炀帝最大的问题。”“他是个暴君。为了征讨高句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顾客观条件,任性妄为,把百姓和国家都拖进了灾难中,所以叫暴君……他是昏君……在这第三时期,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也不想履行什么责任了,只是浑浑噩噩地混日子,所叫昏君。”

张丽华之历史评价

李延寿《南史》:①“性聪慧,甚被宠遇。”;②“特聪慧,有神彩,进止闲华,容色端丽。”;③“才辩强记,善候人主颜色。荐诸宫女,后宫咸德之,竞言其善。又工厌魅之术,假鬼道以惑后主。”;④“于是张、孔之权,熏灼四方。内外宗族,多被引用。大臣执政,亦从风而靡。阉宦便佞之徒,内外交结,转相引进。贿赂公行,赏罚无常,纲纪瞀乱矣。”

魏徵等《隋书》:“张贵妃、孔贵嫔,并有国色,称为妖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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