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的故事：论大宋王朝的司法制度(2)
【4】
第四个问题：假设武大郞一日回家，发现潘金莲与西门庆正“滚床单”，他一怒之下，当场杀了奸夫淫妇。武大郞用不用对此负刑事责任？
我们经常听人说，古时捉奸在床，当场杀死无罪。其实，这样的法律规定，只存在于秦汉—魏晋时期，又在元、明、清时恢复，如元朝的律法规定，“诸夫获妻奸，妻拒捕，杀之无罪。……诸妻妾与人奸，夫于奸所杀其奸夫及其妻妾，……并不坐。”明清刑律也规定，“凡妻妾与人奸通而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若只杀死奸夫者，奸妇依律断罪，当官价卖，身价入官。”这样的立法，无异于赤裸裸鼓励亲夫将通奸的奸夫与奸妇一并杀死。
但是，唐宋法律却无类似的规定。换言之，在武大郞生活的宋朝，国家法律并不承认亲夫有什么“捉奸在床、当场杀死”的权利。假设武大郞杀了奸夫奸妇，就必须负杀人的刑事责任。
【5】
第五个问题：发现西门庆与潘金莲有奸情的小郓哥，能不能跑到衙门去检举，然后衙门捉住奸夫奸妇治罪。
根据宋朝的立法，小郓哥不具有诉权，即使跑去检控了，衙门也不会受理。因为宋朝法律规定“奸从夫捕”。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妇女与他人通奸，法院要不要立案，以妇女之丈夫的意见为准。从表面看，这一立法似乎是在强调夫权，实际上却是对婚姻家庭与妻子权益的保护，以免女性被外人控告犯奸。我们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宋朝法律认为通奸罪属于亲告罪，受害人（丈夫）亲告乃论，政府与其他人都没有诉权。
宋朝的“奸从夫捕”立法，其实是一条良法，被元人废除了非常可惜。为什么说它是良法呢，我讲一个《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故事你就理解了。
南宋理宗朝，平江府（今苏州）有一名道士，被人检控与平民李高的妻子通奸，案子送到两浙西路提刑司那里，提刑官胡颖作出终审判决：被告的道士“必其素行有亏”，才会受到控告，“自人必贪财也，然后人疑其为盗；人必好色也，然后人疑其为淫”。然后，胡颖笔锋一转，说：“但在法：诸奸，许夫捕。今李高既未有词，则官司不必自为多事。” 既然通奸案的受害者李高没有提出诉讼，旁人就不必多管闲事，法院也不必受理。
元朝时，“奸从夫捕”的旧法被宣布作废，元廷颁下新法：今后四邻若发现有人通奸，准许捉奸，“许诸人首捉到官，取问明白”，本夫、奸妇、奸夫同杖八十七下，并强制本夫与奸妇离婚。从此，人民群众心底的“捉奸精神”被激发了出来，涌现了很多被坊间小文人津津乐道的捉奸故事。
【6】
第六个问题：那么“奸从夫捕”的立法，又会不会给男人滥用诉权、诬告妻子大开方便之门呢？
应该说，不管是从理论，还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都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不过，《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另一个判例显示，宋朝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已经注意到防范男性滥用“奸从夫捕”的诉权。
宋理宗时，有一个叫江滨臾的平民，因为妻子虞氏得罪他母亲，意欲休掉虞氏，便寻了个理由，将妻子告上法庭，“而所诉之事，又是与人私通”。法官胡颖受理了此案，并判江虞二人离婚，因为虞氏受到通奸的指控，“有何面目复归其家”？肯定无法再与丈夫、家婆相处。虞氏自己也“自称情义有亏，不愿复合，官司难以强之，合与听离”。
但是，胡颖同时又反驳了通奸的指控，并惩罚了原告江滨臾：“在法，奸从夫捕，谓其形状显著，有可捕之人。江滨臾乃以暧昧之事，诬执其妻，使官司何从为据？”判处江滨臾“勘杖八十”，即杖八十，缓期执行。
从法官胡颖的判决，我们不难看出，宋时，丈夫要起诉妻子犯奸，必须有确凿的证据，有明确的奸夫，“形状显著，有可捕之人”。这一起诉门槛，应该可以将大部分诬告挡之法庭门外。
现在，你应该看出来了，其实我想说的并不是潘金莲的故事，而是宋朝的司法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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