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子京简介：如何评价《岳阳楼记》中的滕子京？
位于洞庭湖畔的岳阳楼，与武昌黄鹤楼、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据说岳阳楼始建于魏晋时期，不过今天我们对岳阳楼的盛名如雷贯耳，则源于北宋时滕宗谅贬谪岳州，重修了岳阳楼，楼成，请范仲淹写了一篇《岳阳楼记》。你念中小学时应该背诵过这一名篇，记得里面的一句千古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重修岳阳楼的滕宗谅，字子京，与范仲淹为同年进士，是一位有着豪侠气概的士大夫，能领兵杀敌，喜结交朋友，行事豪迈，出手慷慨，常一掷千金，《宋史•滕宗谅传》称他“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
庆历三年（1043）九月，滕宗谅在庆州（今甘肃庆阳）知州任上，陕西四路都总管兼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向朝廷检举：滕宗谅之前担任泾州（今甘肃泾川）知州时，“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 。同时，监察御史梁坚也对滕宗谅发起严厉的弹劾：滕宗谅“用过官钱十六万贯，有数万贯不明，必是侵欺入己” 。
这里我们需要先弄明白一个概念：什么是“公用钱”。范仲淹解释过公用钱的性质：“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盖养贤之礼，不可废也。” 换成现在的说法，公用钱就相当于台湾地区实行的“特别费”，主要用于出于公务需要的宴请、招待、馈赠、捐赠、补助。公用钱的数额，“随州郡大小立等，岁自二百贯至五千贯止”，如宋真宗年间，朝廷拨给广州的公用钱为“五十万”钱（500贯）。公用钱的使用，必须由知州与通判联署签字才可以领用，“皆长吏与通判署籍连署以给用” ，每一笔支出都要在账籍上登记清楚，接受审计。
公用钱有时也被写成“公使钱”。但是，在宋朝，“公用钱”与“公使钱”实际上是两回事，只不过常常被人混淆了。公使钱是朝廷拨给领有节度使兼使相、节度使、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荣衔的长官的个人津贴，“皆随月给受，如禄奉焉”。公使钱的数额，依长官的官阶分为若干等，从五百贯至二万贯不等。长官可以自由支配属于他的公使钱：“旧制，刺史以上所赐公使钱得私入”；“方镇别赐公使钱，例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公使钱）不隶州府，（长官）自以亲吏领之，岁杪上计则入其余” 。
今日台湾地区的“特别费”，其实也是分为两块：其中二分之一需要用票据报销，并接受审查，类似于宋朝的公用钱；另外二分之一则由行政长官按月签字领取，自由支配，无须记账、结算，类似于宋朝的公使钱。你应该记得，2007年，马英九曾被检察官控以在担任台北市长期间涉嫌贪污“特别费”。但法官最后裁定，行政长官签字领取的那一半“特别费”，为“法定薪资外之实质补贴”，马英九不存在贪污“特别费”的行为。
时光倒流回到一千年前，滕宗谅面临的指控，跟马英九差不多。不过，有一点我们应该先说明：滕宗谅涉嫌滥用的，是属于地方政府公务经费性质的公用钱，而不是属于长官个人津贴性质的公使钱。这是跟马英九的情况又不一样的地方。
既然有御史弹劾滕宗谅滥用公用钱，仁宗皇帝便委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鞫其事”，将滕宗谅从庆州带到邠州（今陕西彬县）接受调查。滕宗谅闻讯，“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 ，将登记公用钱使用情况的账簿焚烧掉。
但燕度也是一个狠角，你滕宗谅不是烧掉了物证么？那好，那就从人证入手——将所有稍受牵连的人全都抓起来，“枝蔓勾追，直使尽邠州诸县枷杻”，“囚系满狱” 。不审出滕宗谅的罪证决不罢休。
滕宗谅坚决不承认自己挪用了16万贯公用钱，只称在泾州任上时，因为招待“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才动用了3000贯公用钱 。以滕宗谅花钱豪迈的性情，交游又广，“间以馈遗游士故人” ，经手花出去的公用钱，肯定不止3000贯。但是到底花了多少钱，又是怎么花的，又是哪些人接受了馈赠，却是一笔糊涂账，因为账本都被滕宗谅烧掉了。
但若说滕宗谅挪用了16万贯公用钱，那显然也是不实之词，因为朝廷拨给泾州的公用钱数目都不可能有16万贯之多。按范仲淹的说法，那16万贯钱其实包含了泾州诸军请用的经费，“已有十五万贯是加诬，钱数物料是诸军请受，在十六万贯之内，岂可诸军请受亦作宗谅使过” 。如此说来，滕宗谅经手使用的公用钱，应该是1万贯左右。
我也不相信滕宗谅是一名贪官，私吞了公用钱。滕宗谅并不贪财，只是花费公款一直大手大脚，之前他知湖州，“大兴学校，费钱数十万”，通判、僚吏都认为滕宗谅从中捞足了油水，因此滕宗谅离任审计时，不肯给他签字，还是大学者、新任知州胡宿出来为滕宗谅证明清白。滕宗谅去世时，身无长物，“及卒，无余财” ，生前他经手的公用钱，应该都用于公务接待与馈赠游士故人了，而非入了他私囊。但说他“枉费公用钱”，却是确凿无疑的。
那么应该如何处分滕宗谅呢？朝廷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时任枢密使的杜衍力主从严处罚，“欲深罪滕宗谅”。杜衍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滕宗谅烧掉账本的行为，显然是对国法的挑战。参知政事范仲淹与谏官欧阳修“则力争而宽之” ，毕竟滕宗谅并无贪赃入己的行为，以公用钱“馈遗游士故人”也是本朝惯例。
范仲淹还告诉仁宗皇帝：他和韩琦以前在泾州时，也是这么使用公用钱的，“曾为庆州签判、秘书丞马倩身亡，本人家贫亲老，与钱一百贯文；又泾州保定知县、大理寺丞刘袭礼丁父忧，家贫起发不得，与钱一百贯文；又虢州推官、监环州入中陈叔度丁父忧，家贫无依，与钱五十贯文；又进士黄通来泾州相看，与钱五十贯文”。如果这么做有罪，那么请皇上“将臣与韩琦用钱事状，一处定断，以正典刑” 。
宋仁宗权衡再三，听从范仲淹之言，对滕宗谅从轻发落，夺一官（降一级官阶），徒知虢州（今河南灵宝）。时为庆历四年（1044）正月。
但是，仁宗的这个处分决定，立即受到御史中丞王拱辰的强烈反对。王拱辰上书说：“赏罚者，朝廷之所以令天下也。此柄一失，则善恶不足以惩劝。今滕宗谅在边，盗用公使钱，不俟具狱，止削一官，皆以谓所坐太轻，未合至公。”又说，如果不对滕宗谅严肃处理，他就辞职不了，“臣所以不避而固争者，诚恐来者相效，而陛下之法遂废矣。臣明日更不敢入朝，乞赐责降一小郡，以戒妄言” 。
王拱辰可是一个招惹不得的人物，以前他向宋仁宗提意见，仁宗未答应，他情急之下便扯住皇帝的衣裾不放，“极论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纳其说”。现在他要求朝廷对滕宗谅施以重责，而仁宗未听，王拱辰真的就辞职不干了，“即家居，求自贬” 。
其他御史也“执坚奏劾宗谅不已”。最后，宋仁宗不得不“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言”，在二月份重新下诏，“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 。
北宋时，岳州（今湖南岳阳）差不多就是一个蛮荒之地。不过，滕宗谅到底是豪爽之人，不会太计较穷山恶水。他上任不久，便决定重新修葺岳州的岳阳楼。
这一次，滕宗谅不敢动用公款，而是采用了“众筹”的办法——岳州有不少“老赖”，欠债不还。滕宗谅便发布一个通告：“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意思是说，凡是讨不回债款的债主，如果愿意将他们的一部分债权捐献给政府修建岳阳楼，政府将协助他们追债。于是“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
滕宗谅自己掌管这笔巨款，“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按王拱辰的说法，滕宗谅从中捞到了不少油水，“自入者亦不鲜焉”，可是“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 。
滕宗谅显然是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其操守也不必怀疑，但我们不能不指出，他也是一个藐视制度的人。一些人很欣赏他，如范仲淹、欧阳修；另一些人则很不惯他，如杜衍、王拱辰。
岳阳楼建成，滕宗谅请老朋友范仲范写了那篇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又请大书法家苏舜钦手书《岳阳楼记》，刻于石碑；再请著名篆书家邵觫为《岳阳楼记》石碑“篆额”，时人将滕楼、范记、苏书、邵篆合称为“天下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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