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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五十年拒不昭雪的宋季冤案

日期:2018-01-08 来源:故宫历史网 编辑:阿名 阅读:

由得位的皇帝出面,为因政变致死的皇位合法继承者彻底平反昭雪,或做出必要的政治道歉,还是有利于化解朝野怨气与社会矛盾的。可惜,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历代统治者恰恰缺乏这种政治传统、责任感和勇气。

虞云国

宋理宗是南宋第五代皇帝,他是被史弥远政变推上皇位的。宋宁宗生前确定的皇嗣赵竑在这次政变中遭迫害致死,成为南宋后期的最大冤案。为了不让继统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与挑战,宋理宗及其继任者,竟然拖延五十年不给这桩弥天冤案彻底平反。说起这桩冤案,还得从头略作交待。

宋孝宗有三个儿子,都是皇后所生。皇太子早逝,他不立次子,破例立所谓“英武类己”的第三子为皇太子,即宋光宗。孝宗禅位后,以太上皇的身份向光宗交待了隔代继承人:“当初越位立你,想让你成一番王业。如今你二哥虽去世,他的儿子还在。” 意思很清楚,皇位应还给老二家。岂料,宋光宗不久精神失常,连太上皇驾崩都不能出主大丧。在政局危机的严重当口,太皇太后吴氏(宋高宗的皇后)最后拍板,让光宗禅位于其子,是为宁宗。后来,他二伯的独子英年早逝,连后代也没留下。为弥补亏欠之心,宁宗追封他为沂王,选太祖十世孙赵贵和入嗣其后。终宁宗朝,沂王始终居于特殊的地位。

宁宗先后有过八个儿子,但都冲龄夭折,他选了太祖几个十世孙入宫学习,意在遴选皇位接班人,其中以早已入嗣沂王的贵和呼声最高。在诛杀权相韩侂胄后,史弥远取而代之,一手遮天。史弥远不希望贵和入选,因他对自己专擅朝政流露出反感,便命同乡与亲信郑清之物色了另一位太祖十世孙赵与莒。不久,宁宗立贵和为皇子,改名赵竑。其用意很清楚:既然贵和早已入嗣沂邸,立他为皇子,等于把皇位还给了他二伯家。史弥远不便公开反对,提议再为无嗣的沂王立后,并把与莒推了上去。宁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将其改名贵诚。

次年,赵竑进封济国公,由杨皇后作伐,娶太皇太后吴氏的侄孙女为夫人。史弥远知道皇子喜欢弹琴,送上一名擅长琴艺的美人做卧底。皇子缺乏心机,不知韬晦,当她的面大骂史弥远,说将来一定要将其决配八千里。由于宠昵那位美人,吴氏夫人与皇子关系紧张,常到杨皇后处哭诉,皇后对赵竑自然不满。史弥远处心积虑阻止皇子登上皇位,让时任国子学录的郑清之兼任沂王府教授,精心辅导与调教贵诚。

流言蜚语日渐不利于赵竑,而有利于贵诚。有朝臣提醒宁宗:“国事大且急者,储贰为先。陛下失今不图,奸臣乘夜半,片纸或从中出,忠义之士束手无策矣!”宁宗虽悚然动容,却未见行动。也许,他自认为国本安排已明白不过:皇子只有一人,理所当然是唯一继承人。但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皇子与皇太子尽管一字之差,却有重大区别,只有皇太子才是唯一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将赵竑立为皇子,只不过承认他是后嗣,因非其亲生,在其弥留之际或归天之后,易嗣远比废储容易得多。虽然矫诏废立太子,并非史无前例,但毕竟更冒天下之大不韪。

嘉定十七年(1224)闰八月,宁宗驾崩之夕,史弥远一面派人宣召贵诚进宫预作即位的准备,一方面命郑清之等党羽起草矫诏。然后通过杨皇后的两个侄子七次穿梭于内外朝之间,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迫使原先并不赞成废立的杨皇后最终屈服其废立阴谋,矫诏立贵诚为皇子,赐名赵昀,封成国公。

一切安排停当,史弥远才宣召赵竑入宫听诏:“皇子成国公赵昀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垂帘同听政。” 新即位的皇帝就是宋理宗。随即以杨太后名义宣诏:皇子赵竑进封济阳郡王,出判宁国府。数日后,赵竑改封济王,赐第湖州,被监管了起来。

对史弥远的废立,朝野有不少人义愤不平。当地人潘壬、潘丙兄弟联络了太湖渔民和湖州巡卒密谋拥立济王,他们派堂兄潘甫到淮北争取“忠义军”首领李全的支持。李全是翻云覆雨之人,表面约好日期进兵接援,届时却背信爽约。潘氏兄弟只得仓促起事,装束成“忠义军”模样,夜入州城,硬把黄袍加在济王身上。赵竑号泣不从,潘壬等以武力胁迫。济王只得与他们相约不得伤害杨太后与理宗,这才即位。夜色中,起事者揭榜声讨史弥远废立之罪;连湖州地方长官也率当地僚属入贺新皇帝登基。

天色熹明,济王见拥戴他的都是乌合之众,知其事难成,派人告变,并亲率州兵讨叛。待朝廷大军赶到,起事已被济王讨平。湖州之变,是民众对史弥远专政与废立的一次自发性抗议。尽管济王告变平乱有功,史弥远仍蓄意斩草除根。不久,他派亲信到湖州,说是奉谕给济王治病,暗地却胁逼他自缢身死,还杀死其子,对外宣布病故。为平息朝野非议,理宗追赠济王为少师。但不久史弥远就指使爪牙发难,理宗收回成命,褫夺其王爵,追贬为巴陵县公。

史弥远政变不仅剥夺了赵竑既定的皇位,而且将其迫害致死。这一做法,粗暴践踏了儒家倡导的人伦纲常,激起朝野正直之士的无比愤慨。就在权相政变、理宗夺位不久,临安书商陈起编集出版了《江湖集》,其中收有敖陶孙“梧桐秋雨何王府,杨柳春风彼相桥”的诗句,史弥远的爪牙嗅出了其中的不满,说“何王”与“彼相”是“哀悼济王而讥诮弥远”,滥施淫威,下令劈掉《江湖集》的书版,将陈起流放边州,敖陶孙被贬逐出京。

但仍有不少知名学者与刚直朝臣为了捍卫伦理纲常,不顾罢官流放,接二连三为济王鸣冤叫屈。

四川进士邓若水通过制置司给理宗上书,直斥史弥远矫诏政变:“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簒乎?非攘夺乎?”他明确要求理宗“诛弥远之徒”,针对史弥远策动政变与构陷冤案,他指出:“天下原以为陛下没有此心,不知其事,一定会平反昭雪。谁知至今逾年,仍未能大慰天下之望。昔日相信陛下之必无者,今或疑其有;昔日相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怎能容忍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污辱?”制置司吓得不敢驿递这封上书,邓若水才免遭毒手。但内容已有流传,史弥远在其改官状上,“取笔横抹之而罢”。

在朝的大理评事胡梦昱也应诏上万言书,不仅直言无忌,还把副本送达史弥远。他认为济王冤案关系“立国之根本”:“戕天理,弃人伦,对我宋立国之根本损伤太多!”他还指出:“即便追赠褒崇,其实对济王已无所增益;倘欲削夺追贬,其实对济王也无所减损。但陛下友爱之心或厚或薄,天理之或缺或全,人伦之或悖或合,国家安危治乱之机却将由此而判定!”史弥远恼羞成怒,撸去其仕籍,勒令其停职,贬窜象州(今属广西)。参知政事袁韶与临安府尹都认为梦昱无罪,拒绝在执行公文上签名。

象州,时称蛮荒之地,胡梦昱流贬之际,很多朝士不畏淫威,赋诗赠别,称颂他“危言在国为元气,君子从来岂顾名”。他也赋诗明志:

非求美誉传千古,不欲浮生愧两间。

胡梦昱铮铮铁骨,只为了不愧对天地,他坚定地表示“忧国不怕死”,最后死在贬所。在专制政权下,正义之士的慷慨赴死尽管也未必能换来统治者对冤案的昭雪,但他们无疑是当时中国人的脊梁。

对史弥远政变与宋理宗夺位,理学家魏了翁“积忧成疾”。济王被害后,他每次见到理宗,就“请厚伦纪,以弭人言”。胡梦昱流贬,他不畏牵连,出城饯行。史弥远恨之入骨,便以“首倡异论”、“朋邪谤国”之罪,将其连降三级,限制在靖州居住。另一个理学家真德秀在上书中认为,朝廷对济王的处理有违纲常,未尽人伦,如今冤案已成,他之所以“进补过之说”,只希望理宗“力行众善,以掩前非,庶几将来不失为我宋盛德之主。这是愚臣之愿,也是天下之愿也”!真、魏的委婉规劝,完全出于为朝廷消谤补过的考虑,理宗却文过饰非,声称“朝廷对济王也够仁至义尽了”。史弥远更是唆使鹰犬攻击真德秀“舛论纲常,曲为济王地”,将其罢官。真德秀做过济王的老师,对其冤死戚戚在心,临终还对家人表示:不能为其昭雪是终身大恨。

绍定四年(1231)三月,临安特大火灾把太庙里列祖列宗的御像与灵位烧为灰烬,朝野无不视为“天谴”,理宗装模作样下诏求言。徐清叟上书就拿济王说事:“陛下与巴陵(指赵竑),同是先帝之子,陛下富贵如此,而巴陵戮辱如彼。近日京城大火,延烧太庙,恐怕就因陛下一念之愠,忍加同气,累载积年,犹未消释,所以有伤和气而召来灾异。”宋理宗仍不理不睬,置若罔闻。

绍定六年六月,权相史弥远病在旦夕,有朝臣旧案重提,要求为赵竑追复王爵,以王礼改葬,并为其立嗣。理宗颁下御笔,虽命有关部门改葬,却依旧给济王安上“胁狂陷逆”的罪名,对于立嗣,还振振有词道:“事关家国,非朕敢私。”

这年十月,史弥远病死,理宗亲政,推行“更化”。按理说,他完全可以把罪责推给故相,洗刷自己,把握住平反昭雪的绝佳契机。但理宗对史弥远感恩戴德,“深欲保全”。洪咨夔在起草归葬诏书时说济王“虽死不朽”,史弥远余党碍于其知名度,不便拿他开刀,转而诬指周成子“与谋”,将其投入大理寺狱,大理卿徐宣“力辩其非”,两人“皆坐贬死”。诚如洪咨夔指出:“上意未回,则天意亦未易回。”如果说,在此之前,史弥远是济王覆盆之冤的元凶;那么,在此以后,理宗就是阻挠冤案昭雪的根源。

端平三年(1236),谏官方大琮再向理宗上疏说:“当年冤案,天地祖宗也察知陛下受挟制;泉壤亡灵也原谅陛下不得已。今将十载,夭毙老妖(指史弥远);端平改弦,威权自出,这难道还不是昭冤雪枉之机吗?”他虽然指责理宗对冤死的济王“牢关固拒,如待深仇”,对已故的权相“丁宁覆护,如抚爱子”,却仍指望理宗“豁然开悟,特下明诏,正权臣之罪,洗故王之冤,则端平德刑之大者明矣!天心之悔祸有期,人心之厌乱有日,特在陛下一念之间”!然而,理宗依然故我。

这年,行献享礼时又遇雷电雨雹之灾,架阁韩祥、司农丞郑逢辰又牵扯出济王冤案。前者说:“宿草荒阡,彼独何辜?二三臣子劝陛下绍巴陵之后则弗顾。”后者说:“巴陵之死,幽魂藁葬,败冢荒丘,天阴鬼哭,夜雨血腥,行道之人,见者陨涕。” 从他俩对赵竑爵位的称呼与葬地的描述,可以推断,端平改葬,既未追复王爵,也没遵用王礼。

嘉熙元年(1237),临安城再次大火,延烧的恰是济王旧邸,太学、武学与宗学的学生联合上书,说这是济王冤魂“为厉之验”。在朝官宦与在野士人也无不认为,这是“故王之冤不伸,致干和气”。殿中侍御史蒋岘为当局帮腔,鼓吹“君臣既定,兄弟不当问”。此言一出,激起了公愤,触犯了众怒,武学生两百余人在刘实甫带领下上书猛攻,把他赶出了御史台。

景定五年(1264),在位四十一年的理宗终于死去。终理宗朝,“群臣泛议,一语及此,揺手吐舌,指为深讳”,济王案成为既碰不得也说不得的敏感事件。理宗丢下过一句话:“留以遗后人”,他至死也不打算昭雪冤案,铁了心把棘手的难题扔给后代。在济王冤案上,理宗与他的“定策元勋”始终沆瀣一气,因为否定了史弥远,昭雪了冤案,也就动摇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度宗继位,他是理宗的亲侄。监察御史常楙旧案重提,度宗表示,既然先帝说过“以遗后人”,那就“所宜继志,以慰泉壤”,追复济王太师、保静镇潼军节度使,让有关部门讨论陵墓规制,尽快增修,至于其他问题仍按理宗亲政时御笔办,仍未予彻底平反。度宗的皇位来自理宗,他也不可能完全否定理宗的做法,那样也会危及自身继统的合法性。

德祐元年(1275),度宗已死,他的儿子恭帝即位。蒙古军已突破长江防线,南宋政权朝不保夕。升任吏部尚书的常楙再次上书,将时政危局与济王冤案挂上了钩:“置之死地,过矣;不为立后,又过矣!匹夫匹妇之冤,尚能感应飞霜枯草之灾,何况曾是帝王之胄、皇嗣之选,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理宗以来,疆土日蹙,灾变频至,恐怕就是他在地下祈请吧!求陛下勿惑浮议,特发英断,为理宗和度宗了却这段未了之事。”著名学者王应麟也有陈请。年仅五岁的小皇帝何来“英断”,但朝廷终于颁诏,对赵竑恢复了王爵,特封其为镇王,并赐谥“昭肃”,还为其立嗣以承袭王爵,对他的陵墓重加修缮。

在为济王昭雪的所有吁请中,以王礼改葬的呼声几乎不绝于耳。据美国学者Katherine Verdery在《遗体的政治生命》中指出,所有对有争议性历史人物的重新掩埋活动与仪式,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其中包括对某种体制与政权的否定与控诉(参见2011年4月24日《上海书评》范可《遗体作为社会动员的工具》)。饶有意味的是,晚宋济王冤案为这一论点提供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个例。按照宋代的主流价值观,理宗夺位,已然不正,但既然称帝,就代表了社稷国家,由得位的皇帝出面,为因政变致死的皇位合法继承者彻底平反昭雪,或者更进一步,做出必要的政治道歉,还是有利于化解朝野怨气与社会矛盾的。可惜,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历代统治者恰恰缺乏这种政治传统、责任感和勇气。

济王冤案牵动了宋季三朝政局,不仅完全颠覆了新儒学惨淡经营的主流价值观,而且严重销蚀了君主官僚政体的向心力。这桩冤案,自1225年铸成,迟至1275年才最终平反昭雪,历时整整半个世纪。“天意从来高难问”,仅过一年,临安陷落,南宋覆灭。宋亡以后,学者周密反思此案,痛定思痛,感慨万千道:

呜呼!挽回天意,至此亦晚矣,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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