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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品评三国人物:谁是东汉末年真正的“坏人和恶人”(2)

日期:2017-04-04 编辑:阿名 来源:网络

袁绍断然不是个好人,甚至可以说就是一个坏人,后来的表现,尤其能表明这一点。当年袁绍诱骗韩馥,诈得冀州之后,鲍信就曾明确的对曹操说:“袁绍为盟主,因权专利,将自生乱,是复有一卓也。若抑之,则力不能制,只以构难。且可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说是袁绍一旦得手,就会成为第二个董卓。鲍信建议曹操先在黄河之南发展势力,静观时局变化。

船山先生说曹操“静以待变”,其实也只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当年何进谋诛宦官时,以曹操的身份,其实可以说是“无变可待”,无论曹操自己静不静,天下之变,都没有曹操什么事儿。

袁绍开始心怀异志,显然也是在董卓控制朝政,自己逃出洛阳以后。不止袁绍和曹操,孙坚、公孙瓒、刘表、公孙度等,很多军阀都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明确有了自己的打算。后来最先称帝的袁术,其实也未必比他们稍早些。董卓率兵入京,控制朝政,是东汉末年各地军阀和朝野官员心态变化的真正转折点。他们看到朝廷已不再是朝廷,国家也已不再是国家的时候,才开始心凉。凉透以后,心才彻底变了。

袁绍不是个大恶人。要说这个时期真正的大恶人,那得说是董卓。只有董卓,才是这个历史时期中真正的大恶人。这个大恶人干了很多坏事,干了很多伤天害理、天地不容的坏事。诸如逼迫众臣,强行无礼改换君王;无故残杀社集民众,将男性头颅全部砍下,挂在马鞍上,把人家的妻女强行分配给自己的兵将充任妻妾,却硬说是讨贼归来;还有强行迁都,并公开掘毁东汉所有皇帝的陵墓——就连重要大臣们的坟墓都没有放过,劫走其中的珍宝。当然,这件事是他指使吕布干的,他没有亲自动手。有关他所干的不忍听闻的恶事,大家可以去看《三国志》里的《董卓传》,我不在这里耽误工夫。董卓虽然把坏事都做绝了,但他也干了一件好事,就是把汉朝这个已经腐烂不堪的“粪土之墙”,彻底推倒了。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如果一堵墙已经腐坏到不可救药的程度,那就不要再去维护它、整修它。而是要干脆直接把它推倒。否则,就会不断有更多的人紧张、害怕,甚至被压,总之是受到伤害。

汉朝从桓帝以后,已经成为善人的牢笼,人间的地狱。

未必就是邪恶的力量,只能由邪恶的力量来摧毁。但是好人眷恋过去,胆子小,不忍心,下不去手,甚至还会努力维护它,修补它;坏人虽然心怀鬼胎,但却不愿首先发难,也不愿暴露自己的不良意图;就连“妖人”张角兄弟等,虽然已经号召天下举起了“义旗”,但还是没有推翻它。在这样的时刻,就只有依靠恶人。恶人最恶,无所顾忌,“徒见金不见人”,见到有好处可捞,不怕铤而走险,不计后果成败。只要能恶一次,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董卓伤天害理,害人害得耳不忍闻、目不忍睹;但他彻底拆毁了一堵腐烂透顶的旧墙,彻底砸碎了那个害民无度而且已经毫无救药余地与必要的东汉政权。要是没有董卓,汉代的那些臣子们,还会扶持出新的桓帝和灵帝来,维持那个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邪恶的政权,让它继续无休止、无节制地祸乱天下,残害天下的臣民。包括袁绍和曹操这些人都在内,没有人敢于挺身而出,说我要拯救天下,我要建立一个崭新的王朝。而且,这样的时机,在当时也还远未成熟。

历史到了这种紧要的关头,那些顾及利害得失的奸臣,尤其是那些想要名垂青史,当周公或者做忠臣的那些号称正人君子的所谓“忠臣”,都已自觉不自觉地堕落成了腐朽汉王朝的“怯懦同谋”。他们或者帮助汉朝整治、修补这堵烂墙,比如汉末知识精英;或者只是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天下被败坏,而没有勇气冲出来,以推翻旧王朝的方式,来实际地实施对于天下和生民的拯救,比如一般知识分子和朝野大臣。未必就是他们缺乏真正的责任意识,缺乏舍生忘死的勇气。只是中国近于盲目的尊君历史文化传统,没有赋予他们公开、明朗的推翻自己君主的正当理由。

船山先生说:“夫内怀夺柄之心,而外无正人之助,若何进者,不足论也。以往之覆辙,为将来鉴。”这是正论,像何进这样的人,哪里有资格进入船山评价的话语体系,船山先生把他放在自己的话语中,也只不过是为了叙述历史的方便,顺手捡来提供一点借鉴。

而于所分析的七条重要原因之后,船山先生又说:“凡皇天之所弗予,志士仁人之所弗予,天下之民受制于威,受饵于利,人心所不戴以为君亲,而苛暴淫虐,日削月靡,孤人子,寡人妻,积以岁月而淫逞不收。若此者,其灭其亡,皆旦夕之间,河竭鱼烂而不劳余力。智者静以俟天,勇者决以自任,勿为张皇迫遽而惊为回天转日之难也。”这才是透辟的精当之论。不过这一精妙的说法,似乎所指已超过了何进诛杀宦官的时间界限,显然说的是董卓了。看来船山先生前此评价袁绍和曹操的话语,是把何进诛杀宦官与董卓祸乱天下两件事情“合”在一起说了,这样就使得其对袁绍和曹操于当时表现的评价,呈现出“猜想”的不实状况。

当天下糜烂已极,政权腐朽不堪的混沌历史时刻,只有真正的乱臣贼子们,才敢于出来侥幸。董卓怀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果敢精神,断然割断了汉朝的喉管,使它彻底失去了苟延残喘的可能性。当然,董卓的“果敢”,并不是出于担待和拯救天下的意识,而只是出于个人夺权和获利的心理。中国历史上像董卓一样的恶人们的命运,几乎都是一样的。当他们推翻了旧王朝的时候,自己也多半会跟着完蛋掉。可是天下大局既乱,重新整合的要求和契机,也就顺此到来。历史的篇章,就可以从这里开始重新书写。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高度赞扬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关于“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说法,并接续黑格尔,进一步阐发了恶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邪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正是董卓抑制不住,也不想抑制自己邪恶的贪欲,才敢于疯狂地站出来,冒天下之大不韪,抢权夺位,奸淫掳掠,滥杀无辜,最终推翻了汉朝的腐朽统治。

董卓把汉朝送进了火化场,自己也跟着被外溢出来的烈焰,烧得尸骨无存。天下大乱,群雄骤起,由此牵引出中国历史上一个号称三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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